胡安·穆拉尼亚

多年来,我经常自称是在巴勒莫区长大的。现在我知道那只是文学夸张,实际上,我的家是一道长栅栏另一边的一幢带花园的房子,里面有我父亲和祖辈的藏书室。人们告诉我说,拐角那边才是玩刀子和弹吉他的巴勒莫;一九三○年,我写了一篇评论郊区诗人卡列戈的文章。不久以后,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和埃米利奥·特拉帕尼相遇。我有事去莫隆,坐在窗口的特拉帕尼喊我的名字。我和特拉帕尼曾是泰晤士街小学的同桌同学,过了这么多年,我一时认不出他了。罗伯托·戈德尔肯定还记得他。

我们一向不很亲近。时间使我们更加疏远,互不关心。现在我记起是他把当时下层社会的俚语切口解释给我听的。我们没话找话,谈了一些琐碎的事情,还提到一个只记得名字的、已经去世的同学。特拉帕尼突然对我说:

“我借到一本你写的关于卡列戈的书。你在书里谈了不少恶棍的事情;博尔赫斯,你说你对恶棍有多少了解?”

他带着近乎惊恐的神情瞅着我。

“我有资料根据,”我回说。

他打断了我的话:

“资料是空话。我不需要什么资料,我熟悉那种人。”

他停了一会儿,然后像吐露一个秘密似的对我说:

“我是胡安·穆拉尼亚的外甥。”

上一世纪末期,在巴勒莫的刀客中间,穆拉尼亚的名气可以说是最大的。特拉帕尼接着说:

“他的老婆弗洛伦蒂娜是我的姨妈。也许你对此有些兴趣。”

他讲话时用了一些修辞学的强调语气和长句子,不由得使我怀疑他不是第一次讲这件事了。

我母亲始终不愿意她姐姐和胡安·穆拉尼亚一起生活;在她眼里,穆拉尼亚是个亡命徒;在我姨妈弗洛伦蒂娜眼里,穆拉尼亚却是实干家。至于我姨父的归宿,传说很多。有人说他某晚多喝了一些酒,赶车在上校街拐弯时从座位上摔了下来,磕碎了头颅。也有人说他犯了法遭到缉捕,便逃往乌拉圭。我母亲一向看不惯她的姐夫,根本不和我提他的事。我当时还小,对他毫无印象。

独立一百周年前后,我们住在拉塞尔街一幢狭长的房子里。房子后门通向圣萨尔瓦多街,老是上着锁。我的姨妈住在顶楼,她年纪大了,有点怪僻。她瘦骨嶙峋,身材很高,或者在我印象中好像很高,言语不多。她怕风,从不外出,也不喜欢我们进她的房间,我不止一次发现她偷偷地拿走食物,隐藏起来。街坊们说穆拉尼亚的死或者失踪使她受了刺激。在我印象中,她老是穿黑颜色的衣服,还有自言自语的习惯。

我们住的房子是巴拉加斯区1一家理发馆的老板卢凯西先生的财产。我母亲是干零活的裁缝,经济拮据。我常听到她和姨妈悄悄谈话,谈的东西我一点不懂,什么司法人员、强制执行、欠租动迁等等。我母亲一筹莫展,姨妈固执地颠来倒去地说:胡安决不会答应那个外国佬把我们赶出去的。她又提起我们已经听得滚瓜烂熟的事情: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南方人居然怀疑她丈夫的勇气。她丈夫知道后走遍全城去找他,一刀就解决问题,把他扔进了小河。我不知道故事是否真实,重要的是有人说,也有人信。

我想象自己在塞拉诺街的门洞里栖身,或者沿街乞讨,或者提着篮子叫卖桃子。最后一种情况对我的吸引力最大,因为那一来我就可以不上学了。

我不知道这种忐忑不安的日子持续了多久。你已经去世的父亲有一次对我们说,金钱是可以用分或者比索计算的,时间却不能用日子计算,因为比索都是一样的,而每天甚至每一小时都各个不同。他说的话我当时不太懂,但是一直铭记在心。

一晚,我做了一个噩梦。梦见和姨父胡安一起。我还没有见过他本人,不过我揣测他容貌像印第安人,身体壮实,胡子稀疏,头发却又长又密。我们在乱石和杂草中间朝南面走去,那条满是乱石和杂草的小径好像就是泰晤士街。梦中太阳挂得老高。胡安姨父穿着黑颜色的衣服。他在一个似乎是关隘栈道的地方站停了脚步。他把手揣在怀里,不像是要掏武器的样子,而像是要把手藏起来。他声调十分悲哀地对我说:我的变化太大了。他慢慢抽出手,我看到的竟是一个鹰爪。我在暗地里叫嚷着惊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