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每个故事都有回忆（第2/3页）

闯入这部长篇小说的人物，很多是有来历的，比如安雪儿。离我童年生活的小镇不远的一个山村，就有这样一个侏儒。她每次出现在我们小镇，就是孩子们的节日。不管她去谁家，我们都跑去看。她五六岁孩子般的身高，却有一张成熟的脸，说着大人话，令我们讶异，把她当成了天外来客。她后来嫁了人，生了孩子。我曾在少年小说《热鸟》中，以她为蓝本，勾勒了一个精灵般的女孩。也许那时还年轻，我把她写得纤尘不染，有点天使化了。其实生活并不是上帝的诗篇，而是凡人的欢笑和眼泪，所以在《群山之巅》中，我让她从云端精灵，回归滚滚红尘，弥补了这个遗憾。

再比如辛七杂。在我们小城，有个卖菜的老头，我们家一直买他种的菜。有年春天他来我家，问我们想要多少土豆、白菜和萝卜做越冬蔬菜，他下种的时候，心里好有个数。他肤色黝黑，留着胡子，裤子和鞋上尽是泥，但面目洁净。那天太阳好，他站在院子里，说着说着话，忽然从腰间抽出烟斗，又从裤兜摸出一面凸透镜，照向太阳，然后从另一个裤兜抽出纸条，凑向凸透镜，瞬间就把太阳火引来了，点燃烟斗，怡然自得地抽着。我问他为什么不用打火机或是火柴，他撇着嘴，说天上有现成的火不用，花钱买火是傻瓜！再说了太阳火点的烟，味道好！所以这部作品的开篇，我让辛七杂以这样的方式亮相。

辛七杂一出场，这部小说就活了，我笔下孕育的人物，自然而然地相继登场。在群山之巅的龙盏镇，爱与痛的命运交响曲，罪恶与赎罪的灵魂独白，开始与我度过每个写作日的黑暗与黎明！对我来说，这既是一种无言的幸福，也是一种身心的摧残。

伏案三十年，我的腰椎颈椎成了畸形生长的树，给写作带来病痛的困扰。再加上更年期的征兆出现，满心苍凉，常有不适，所以这部长篇我写了近两年，其中两度因剧烈眩晕而中断。记得去年夏天写到《格罗江英雄曲》一章时，我在故乡，有一个早晨，突然就晕得起不来了，家人见状吓坏了，不许我写作，说是命要紧，还是小说要紧？我躺在床上静养的时候，看着窗外晴朗的天，心想世上有这么温暖的阳光，为什么我的世界却总遇霜雪？无比伤感。想想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怀揣着各自不同的伤残的心，却要努力活出人的样子，多么不易！养病之时，我笔下的人物也跟着“休眠”，我能更细致地咀嚼他们的甘苦。

从第一部长篇小说《树下》开始，二十多年来，我在持续的中短篇写作的同时，每隔三四年，会情不自禁地投入长篇的怀抱。《伪满洲国》《越过云层的晴朗》《额尔古纳河右岸》和《白雪乌鸦》等，就是这种拥抱的产物。有的作家会担心生活有用空的一天，我则没有。因为到了《群山之巅》，进入知天命之年，我可纳入笔下的生活，依然丰饶。虽说春色在我面貌上，正别我而去，给我留下越来越多的白发，和越来越深的皱纹，但文学的春色，一直与我水乳交融。

与其他长篇不同，写完《群山之巅》，我没有如释重负之感，而是愁肠百结，仍想倾诉。这种倾诉似乎不是针对作品中的某个人物，而是因着某种风景，比如滔天的大雪，不离不弃的日月，亘古的河流和山峦。但或许也不是因着风景，而是因着一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所以写到结尾那句“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我的心是颤抖的。

长篇完稿，并不是划上真正的句号了。我将稿子传给了我始终喜爱的《收获》杂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杨柳，以及九久读书人的杜晗。杨柳率先检阅了它，对它给予肯定，给我吃了颗定心丸。接着是杜晗，她说喜欢这部长篇的气韵。我静心等待《收获》的意见，程永新编务繁忙，直到中秋假日，他才抽出时间，集中精力读完这部长篇。他在邮件中写道：“你的小说构建了一个独特、复杂、诡异而充满魅力的中国北世界——”只这一句，我觉得所有的付出都值得了。在出版之前，最后一个读它的是李小林老师。她既是我尊敬的编辑家，又是一位能够交心的朋友，她的艺术感觉一直那么敏锐。她在读完作品后，与我有过电话长谈。她欣赏它，但针对其中一章，提出了非常有见地的意见。我综合编辑们的意见，在十月又改了一稿，在落叶声中，终于将它定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