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篇 再谈国民性 第9章近代史上的失语症考察（第3/4页）

不愿变革者的最后疯狂，带来的是民族和国家的巨大灾难。灾难过后，改革话语旧话重提，但革命话语也随之而起。虽然说，孙中山以推翻清朝为宗旨的兴中会，号称在1894年就已经在海外成立，但这个革命的小组织，真正进入国人视线，还是在庚子以后。庚子以后，在惨痛的教训下，朝廷开始接受改革话语，重新开始戊戌的改革。

但是，朝廷改革之后，并不意味着顽固保守势力就不存在了。在改革过程中，怀疑、裹乱、破坏都存在。最初科举改革的经济特科考试，就是顽固派利用西太后对康梁的敌视，制造流言给毁了。在开放报禁的过程中，也有过苏报案和杖毙沈荩事件的反复。甚至在军事改革中，也有地方督抚对于新军的歧视。只是，这些反改革的举措，往往都是在朝廷安全的这个角度中出现的。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不仅有了日益增强的革命话语，而且改革话语也出现了歧义。由于西太后个人的原因，尽管她赞成改革，重启戊戌的话题，但却固执地不肯给康有为和梁启超平反。所以，改革话语也因此分成海外激进主张和国内亲政府的缓进主张，而且随着时局的演进，激进主张越来越有市场。应该说，在这一时期，政府由于大力度推行改革，自身失语的状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在宣布实行预备立宪，着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之后，政府得到了朝野知识界的广泛拥护。孙中山的革命党因此感到了莫大的威胁，甚至一度力图全力狙击清廷的立宪，吴樾刺杀出国考察立宪的五大臣，就是这种狙击的表现。

然而，好景不长，革命党人的暗示和起义，虽然没能撼动清朝统治，但革命党的宣传，刻意强调清朝政府的异族身份，提醒人们，满人当年在征服中原时犯有杀戮汉人的原罪。这样的宣传，不仅对部分知识人起到了动员革命的作用，而且也影响到了满人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同时，随着立宪的推进、选举的举行，以及报禁开放之后，都市人口民智程度的提高，绅权和民权意识都在勃发中。积极参与改革的绅商和士绅，实力得到了很大的增强。各种商会、学会和农会之类的社会团体，各地的自治组织，以及开放的媒体，使得他们的发言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到了咨议局和资政院的成立，他们的意愿表达，有了体制内的正式平台。无论在社会组织、媒体还是在准议会的平台上，同样的改革话语，运用的娴熟程度，政府永远都不及民间的精英。也就是说，随着政治改革的进行，满人特权势必日益减少，这对于已经习惯了过优越和悠闲日子的满人统治阶层来说，当然不是福音。

当时的满人统治者面对挑战，却选择了错误的应对。尤其是在1908年之后，成熟的当家人西太后和光绪皇帝相继死去，接任者少不经事，这些少年权贵，看到了自身的合法性危机，也感到了自身特权丧失的危险。但是，他们不是通过加快改革进程，放弃自身的中世纪特权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或者说用正面回应改革的方式给自己积累福荫，而是采取大幅度收回权力和资源的方式，确保自身的安全，把行政权、兵权和财权，都抓到自己手里。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满人，也就是收归满人权贵，一方面把权力和资源收归中央政府，力图用蛮力，一举打破自太平天国以来，中国权力结构内（中央）轻外（地方）重、满轻汉重的格局。这样的倒行逆施，到了皇族内阁出台，达到了顶点。这样的举措，不仅逆潮流而行，而且是逆改革之行，在最短的时间内，最大限度地得罪了地方实力派和立宪派绅商和士绅，让自己丧失了改革的话语权，沦为当时最有实力的绅商和士绅的敌人。这个时候，原本并不彰显的革命话语，就发出了强音，当立宪派也倒向革命的时候，清朝就寿终正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