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但这并非一个幸福的世界（第4/5页）

全体美国人应该永远感激不尽的是，他们的联邦是由一批真正的哲学家缔造的。这些人无愧于哲学家这个称号，他们具有广泛的实际经验，彻底摆脱了13个移民区早期历史上典型的教派狂热主义。这一代人得到了最后的报答，但等他们去世以后，这片他们曾希望建立理智王国的美丽土地上涌入了千百万饥饿的欧洲人。这些欧洲人不仅带来了新大陆急需的强壮臂膀（这是他们必需的），还带来了古老的先入为主的偏见。他们只认为自己的见解是正确的。在各个问题上只能依从自己，绝不倾听旁人的建议和评论。

当时我们过于乐观，又忙于勘探新大陆的自然资源，以至于想当然地认为，这口大熔炉可以自行解决一切。但是要熔化任何物质，最好是经过缓慢复杂的过程，还需要经常的监督和照看。因为人的灵魂不情愿被液化，它比我们知道的任何物质都顽固。结果便是现在这个局面，用机关枪和集中营武装起来的形形色色的现代不宽容，比起中世纪的不宽容更胜一筹。因为中世纪要“说服”异教徒，也只不过是依靠地牢和缓慢烧死人的火刑柱。

这就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能做些什么？前几页我表述过，我并不信赖对不愉快的事采取闭眼不看的策略。因此，我作出了不乐观的结论：至少在目前，我们对眼下令人惶恐的事态是做不出什么建设性的工作的。我们必须接受这种形势，同时又要缓慢地为未来作出细致的规划。可以确定无疑地说，我们再也不能让自己措手不及了，因为文明再也经受不住类似近6年中所遭受的各种无休止的打击了。

1914—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好比是一场飓风，不仅摧毁了大部分人类组织，而且使许多人死去或陷入贫困之中。人们是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消除这些损失的。在这场灾难中，那些幸存下来而且毫发未伤的人们，一心只顾修葺自己的房屋，根本不管别人毁坏了的住宅。最后，在周围受打击最重的被废弃的街巷里，要进行各种正常和健康的生活已经完全不可能了。接着，在一些凄冷的地窖的废墟里，谁也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些陌生而又不健康的人，他们开始聚集一些被遗弃的人，宣讲起自己独创的教义。这些人是在凄凉的灌木丛里长大的，那里根本不可能培育出健康和理智的生活哲学。

变成森林的城镇

既然重建工作已经落后了许多年，我们就可以用正确的观点审视它。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需要大量的新鲜空气、阳光和优质的食物，这比任何东西都迫切。但它得到的却是饥饿和失望。于是冒出了很多有害的新学说。这些新学说使我们清晰地忆起了那些难以置信的信条，它们是在三四世纪小亚细亚衰败的沿海城市里的臭气烘烘的弯曲小巷中发展起来的。

但是最后，新的拯救预言家们的信徒饥饿难耐，就出逃了。这些人涌入我们相对平静的村庄里。我们对此没有一点儿准备，如同17个世纪以前的亚历山大人一样，那时附近荒野里的暴徒圆睁怪眼，闯进学校，私刑处死了哲学家。因为他们传授宽容与理解的学说，对那些自认为掌握了唯一真理的人们而言，宽容与理解的学说意味着诅咒。他们当然要不满了。

是啊，我们现在像过去一样惊讶和绝望。现在我们再想清除席卷全球的瘟疫——偏执和暴徒精神的瘟疫——已经为时过晚了。但至少我们应该有勇气承认，它们正是某些极其古老的人类特性在现今生活中的再现。多少年以来，这些特性一直在沉睡着，等待东山再起的时机。时机一到，它们不仅要胜利而归，而且由于长期受到压抑，其狂暴、愤怒和残忍的程度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