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文明扩散的第一阶段 （至公元前1700年前）（第3/10页）

政治统一促使埃及迅速接受苏美尔“百宝囊”中那些有吸引力的因素，而那些不适应埃及地方传统和地理环境的因素则被抛弃。换句话说，埃及文明不仅迅速形成，而且具有自己的明确风格和制度结构。在美索不达米亚费时1000多年所取得的成就在埃及只要不到一半的时间，这归功于埃及人能够从美索不达米亚经验中获得益处。

埃及人没有简单地模仿苏美尔模式；他们加以调整和改造，使各种事物适应当地的需要。早期埃及的文字——被称为“象形文字”——与苏美尔楔形文字的差异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埃及人使用不同的书写材料和一整套不同的字母符号。所以，文字的真实形状是相去甚远的。唯一的联系是如何把抽象的词汇拆成不同音节而记录声音的想法。埃及的艺术也同样独立于苏美尔模式，唯一相同的是纪念性建筑物、建筑结构讲究数学精确和石头雕像的观念。同样的独特风格体现在埃及文化盛期的各个方面。

人们大致可以说，埃及与苏美尔社会结构的深刻差异使埃及文明早期的表现形式更接近完美，也更脆弱。埃及的所有事物都集中于神王或法老的宫廷。在苏美尔，神被认为是看不见的，虽然他们的需要、性格特点和行为与人类相同。另一方面，埃及人宣称他们的国王就是神。国王不仅自己长生不老，而且能够把永生赐予他人。这是服从法老的一种强大动机，因为人们期望感恩的神王能慷慨地允许那些曾经在此生尽心侍奉过他的人作为永远忠实的奴仆，分享神圣的永生。另一方面，蔑视法老权威的人则被剥夺了死后永生的所有希望。

古王国

尼罗河谷地独特的地理条件也有助于政治集权。尼罗河两侧荒芜的沙漠使谷地几乎幸免于任何真正危险的外来入侵。偶然来自南部的努比亚人或来自西部的利比亚人侵袭次数有限，而蛮族入侵正是美索不达米亚面临的一个严峻问题。此外，在尼罗河谷内部，缓慢而稳定地流淌的尼罗河水使船只能够轻易地顺流北上，返航只需要扯起船帆，借助几乎终年劲吹埃及全境的西北—东南风就可以轻松完成。由于尼罗河上下航行便利，所以船舶几乎取代了其他所有交通运输工具。所有肥沃的土地都离尼罗河岸不远，船只几乎可以从河岸任何一个地方装载货物或顺流或逆流航行于从尼罗河入海口沼泽密布的三角洲到第一瀑布之间的流域。在这些情况下，控制河道航行就控制了整个国家。对上下航行的船只进行管理和检查当然比任何没有固定线路的陆地运输工具更加容易。因此，埃及并不需要在美索不达米亚艰难而不完整地发展起来的、维持中央集权的帝国管理机构。神圣的统治者只需少量忠诚而热心的奴仆以一定间隔驻扎在尼罗河两岸，就能够毫不费力地统治整个国家。

在美尼斯首次统一上下埃及前夕，两个不同的王室分别管理各自的领土；但是最终两个王国被置于统一管理之下。实际上，神圣法老王室的作用犹如苏美尔的神庙：在一个地方征收来自尼罗河上下可通航地区的剩余农产品。法老的宫廷从而能够维持绝对的权力。埃及因此解决了苏美尔一直不能解决的国内和平与秩序问题。

法老宫廷也是埃及文明形成的主要场所。附属于神王宫廷的工匠和官员不仅召集劳动力修建金字塔，而且开创了美尼斯征服之后三四百年无与伦比的埃及艺术传统。象形文字、釉面砖和釉面罐、优美的木器，加上音乐、舞蹈和其他考古遗址不太能反映的技术，都诞生于王室。即便这些技术在其他地方也存在，它们也只是以黯淡的、不甚完美的地方形式存在。

这种高度集中于单一中心的情况具有一些大规模企业常有的优势。例如，大金字塔只有在农闲时节集中全国农业劳动力才能修建，只有诸如法老宫廷那样的唯一指挥中心才能做到。另一方面，古代埃及严格的中央集权制度也必定是脆弱的。所有事情都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服从遥远的法老或其代理人。不过在古王国（约公元前2600～前2200年）大约400年里，除了王朝更替的短暂时期外，实际情况似乎就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