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希腊文明的繁荣 （公元前500～336年）（第4/7页）

雅典不是早期希腊思想的重要中心。但是当它变成爱琴海的主人时，哲学家和其他外邦人都云集于此。雅典民众的性格是怀疑一切。因此，例如，伯里克利的私交、名叫阿那克萨戈拉的著名哲学家也因为渎神而被流放，他曾经提出太阳不是神，而仅仅是一块炽热的石头。

另一群智者，即诡辩学派则在雅典大受欢迎。他们的职业是培养青年的演讲技巧。当然，在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里，善于辞令对政治生涯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如果不能说服公民大会，那么任何重大的事情都无法进行。但是当教师与学生开始思考和谈论措辞和辞令时，他们很快便意识到语言与论点具有一定的规则，而且它们自身也必须经得起分析。这是一个相当令人兴奋的发现。一些诡辩术者似乎认为，如果人类拥有智慧并敢于实践，那么通过完全掌握语言的逻辑规则及其运用，将揭示宇宙的所有秘密。

诡辩学派不相信纯粹的习俗和习惯。这种态度是破坏性的，因为按照冷冰冰的逻辑推理，既然一个城邦的法律不同于另一个城邦的法律，一个民族不同于另一个民族，那么城邦法律究竟有什么约束力呢？为什么一个勇敢的人不应该洞察习惯的邪恶、把自己的行为建立在通过精确的语言逻辑手段发现的事物本性基础之上呢？的确，为什么不呢？特别是，如果上述年轻人碰巧没有机会通过宪政程序而控制政府的某个政治派系或社会阶层。因此，主要是富家子弟才觉察到激进的诡辩学派的魅力，当诡辩学派挑衅维持公众生活法律的结构时。诡辩学派通过收回对城邦的忠诚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他们认为雅典模糊的民主派强加给他们的要求是越来越难以忍受的负担——特别是在与斯巴达的长期战争期间（公元前431～前404年）。

与此同时，另一个谜一般的人物也沉迷于诡辩学派提出的道德和政治问题。他叫苏格拉底（卒于公元前339年），是一个土生土长的雅典人，曾经应征入伍服役，担任过行政官员，他也不能说服自己相信雅典的法律和政府真正是公正的、明智的或者仁慈的。苏格拉底在公共广场与人辩论，只要对方够勇敢，在苏格拉底连续而有启发性的提问下，对方就会发现自己的问题和认识实际上是多么鄙陋。

苏格拉底述而不作。我们主要通过柏拉图的对话来了解他，在这些对话中，苏格拉底几乎都是扮演提问者的角色。柏拉图的描述可能被润饰了，以便使苏格拉底符合柏拉图自己的观点和偏爱。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卒于公元前385年）和历史学家色诺芬（卒于公元前354年）也留下了对苏格拉底的文字描述，与柏拉图的主角形象大相径庭。尽管模糊，但是清楚的是，与他的弟子柏拉图一样，苏格拉底是一个激进的保守主义者。实际上，他企图利用诡辩学派的语言和逻辑推理工具支持传统的价值观念、等级制度和发现隐藏在习惯之后的普遍真理的标准。更不清楚的是，苏格拉底是否满意于他所找到的这种普遍真理。但是当公元前339年一群民主派政客指控他蛊惑青年和不信仰雅典的神而审判他时，他宁愿死亡也不放弃自己的生活方式。他断言他必须首先而且一直服从判决，甚至不惜冒与制定的法律相冲突的风险，如雅典指控和判处他死刑的法律。

当苏格拉底根据雅典法律服毒自尽时，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还是一个青年。像许多围绕在苏格拉底身边、聆听他攻击暴发户伪善的其他雅典青年一样，柏拉图出身贵族，甚至声称是雅典早期国王的后裔。也许因为这个缘故，对柏拉图来说，重大的问题一直是政治方面的：如何使事物井井有条，以便有德行的人能够统治国家，公正能够盛行。但是真正的改革需要真正的知识，如果没有知识，那么一个人的观点就不比另一个人的观点更好，而且难以避免剧烈的派系纷争，这种纷争正在使雅典走向分裂。为了这种知识追求，柏拉图献出了毕生。为此，他汇集了希腊早期各种思想流派，为后来西方哲学提供了大量术语以及核心问题，例如，灵魂与肉体的关系、知识与观点的关系、理念与现实的关系，还有一些天真但是必要的问题，如真、善、美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