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欧洲的外围：俄罗斯和美洲 （1500～1648年）（第2/5页）

但是，草原游牧民族长期军事优势造成的压力的消除也有破坏性的一面。只要定期缴纳贡物的方式存在，莫斯科大公不得不充当遥远但可怕的喀山宗主的征税人，那么俄罗斯人民就认为必须服从、臣服大公。但是，鞑靼人的威胁消失后，向伏尔加河下游或乌克兰等地区移民是替代纳税的切实可行之法；许多不安分的青年人的确逃进了荒野。乌克兰和顿河下游松散的哥萨克共同体就以这种方式招募成员。更东部的伏尔加河和乌拉尔地区，个别定居者和先驱甚至脱离纪律松散的哥萨克生活，发展出单个家庭的生活方式，非常类似于北美边疆地区的家庭。

这种脱离哥萨克生活的方式把俄罗斯的定居地迅速地延伸到新地区。人力损失由中央政府承担，只要足够的农民和市民在后面纳税即可。不满的贵族（波雅尔）阶层的处境远非危险。在近邻波兰—立陶宛，大贵族享有实际上独立于国王行政管理之外的特权的事实时刻提醒他们：如果没有莫斯科大公的专制统治，那么他们的生活将会多么轻松惬意啊！对西欧天主教邻居宗教的厌恶也许是阻止大众转向忠诚立陶宛的最重要原因。但是莫斯科大公的专制统治视叛逆为重罪。伊凡四世由于企图血腥镇压反对他的统治的波雅尔，因而得绰号“恐怖的伊凡”。事实上，他的确杀戮了许多旧贵族家族，以致不可能建立波兰—立陶宛模式的贵族共和国。在俄罗斯“危机时期”（1604～1613年）变得更加明显：旧波雅尔家族政治合法性彻底崩溃，但又不能以贵族自由的名义、按照波兰模式取得和保持权力。相反，通过共同同意，贵族阶层很快就被恢复了。

西欧的影响——政局动荡

莫斯科公国中央集权的专制政权幸存下来的主要原因是新的外国威胁的出现，不过这次不是来自草原游牧民族，而是来自西欧。西欧的压力包括两个方面：军事—政治和宗教—文化。军事上，虽然付出了艰辛努力，但伊凡四世已经发现不可避免丧失国土于瑞典和波兰。伊凡发动立窝尼亚战争（1557～1582年），迫切希望把他刚刚赢得的里海沿岸作为打开波罗的海的门户。但是结果适得其反，战争使莫斯科公国吃紧，以失败告终。一代人之后，在“危机时期”，当篡位者统治国家、内部分裂在俄罗斯土地上蔓延时，波兰—立陶宛开始进攻了。1608年，一支波兰军队占领了莫斯科城，建立了傀儡政权。但是俄罗斯各阶层很快便酝酿了赶走外国人的情绪。与此同时，波兰国内政局动荡也削弱了其入侵俄罗斯的力量。1613年，入侵者撤退了，莫斯科大教长宣布他儿子米歇尔·罗曼诺夫为沙皇。罗曼诺夫王朝保持俄罗斯皇位直到1917年。

只要俄罗斯的技术和财富远远落后于西欧，那么专制的俄罗斯军事和政治生存——瑞典在“三十年战争”期间分兵于德意志、波兰关注那场战争的结果，这些都有助于此——就仍然岌岌可危。但是，超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深思熟虑且努力弥补这种差距并赶超西欧的措施，都需要诉诸武力。这本身就表明了俄罗斯与西欧组织制度和社会关系方面存在的差异。伊凡四世的特务组织通过参与纵酒狂欢和犯罪而成为专制统治的帮凶，虽然他分封的“服役贵族”也履行西欧官员和军官对君主履行的同样职责。此外，在俄罗斯社会底层，农奴正在被固定为小农阶层，而当时西欧土地上的农民（与社会的其他阶层一起）正在开始既遭受更多个人自由的痛苦，同时也享受更多的个人自由和独立。

这种发展的原因是非常明显的。在俄罗斯，沙皇缺乏足够的现金收入用于支付官吏俸禄和军队的军饷。因此，他不得不通过授予土地的方法来回报他的臣仆。但是没有农民耕种的土地是没有用处的。为了防止农民逃亡，因此，通过立法授权地主追捕逃亡农奴似乎是必要的。到1649年，当新法令把以前的法令系统化时，一个理论上非常严苛的法律结构就强加于俄罗斯社会了，每个人都被要求保持自己的身份，固定在出生的地方，从事世袭的职业。但俄罗斯社会现实从未符合这种法律条文的规定。逃亡农奴仍然成功地到达边疆地区，因此，把俄罗斯社会和定居点的边缘推进到亚洲和乌克兰。那些碰巧被某些权势人物看上的人则可能从卑微的出身晋升到官僚系统的上层，但这种情况一直是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