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六章 “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引发的西方文明转型 （1789～1914年）（第4/10页）

工业革命的后果

总体上工业革命极大地增加了西方世界的财富，使其清洁、健康和舒适标准得到根本改善。在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可以确定的是拥挤的工厂出现在了新的工业城镇，而这种旧城市的快速增长也形成了很多在传统制度下无法解决的问题。这为卡尔·马克思（卒于1883年）的观点提供了基础：即繁荣期间无产者却变得贫困，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848年马克思明确而系统阐述其主要观点时，这种看法实际上已经是看似合理的。当一群暴民袭击巴黎的巴士底狱而点燃伟大的法国革命火炬时，这种源于城镇居民力量的革命暴力从1789年之后实际上已经成为欧洲政治经历的显著动力。

但是1848～1849年一系列群众起义以失败告终。此后不久，各种社会发明开始调节并修正早期工业社会的苦难与丑恶。作为城镇政策动力的现代公共秩序的基本结构在19世纪40年代以后才存在。管道系统、垃圾收集服务、公园、医院、健康和事故急救设施、公立学校、劳工社团、孤儿院、精神病医院、监狱，以及以缓解贫困、病痛和不幸的痛苦为目的的多样的人道主义和慈善事业都显示了重要性。整个19世纪后半期，这些以及其他的发明几乎与为其创造需求而不断膨胀的城镇一样迅速地开始运行。结果革命形势往往在大部分高度工业化的国家中趋于衰退，而在工业主义扩展的边缘地带则显得特别明显，尤其在俄国，那里的沙皇官僚统治对一个正在走向工业化的社会需求反应迟缓、冷漠。

工业革命的第二个根本特征是人口加速增长。以欧洲为例，1800年整个欧洲人口约为1.87亿。直到1900年增长到约4亿人口，尽管有近6000万人在19世纪移民海外以及无数家庭跨越乌拉尔河从欧洲的俄国移民到西伯利亚和中亚。死亡率急剧降低是造成上述人口迅速增长的主要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还依赖于医学和公共卫生设施的发展、食品供应扩大、生活物质条件的改善。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只有英国出现大部分人口离开土地进入城市居住的情况。直到1914年其他的主要国家中自古所依附的土地以及种植和收割的规律仍继续支配大多数人口的生活。然而，从土地到工厂和从乡村到城市的转变在西方世界的每个角落都已出现。这表明生活模式脱离新石器时代确立的基本规律，并向一种崭新的生活方式转变，而这种新生活方式的潜力和局限性仍有待发展。

当人们不再是简单的掠夺成性，转而开始生产食物时，这种从土地大规模的退却所暗含的人类经验和习惯在普通的日常生活带来的变化，将会从根本上引起社会的变化。如果是这样的话，高估工业革命的重要性将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也无法确认，最终被证明是最好的适应工业经济的社会组织和生活的方式已经显现。

法国民主革命

美国反抗英王乔治三世向全世界宣示了一个原则，即政府合法的权力只能来自于被统治者的认可。在独立战争期间及以后这一民主观念一直指导美国的宪法实践。不只是在英国，欧洲许多国家都强烈地呼吁这种观念。从1688年以来英国议会至高无上的地位表明，有议会选举权的财产所有者的有限群体是至高无上的。但是在法国，新的政治学说促进了反对王室专制主义的激烈革命。

18世纪的法国政府是墨守成规的。理论上国王保持专制，但实际上几乎所有行政改革的努力都因为各种特殊利益的反对而夭折，这种利益经常运作于官僚机器内部。战争失败同国内萧条一样，1778～1783年法国成功地打掉了英国的锐气，并帮助美国走向独立，结果是将政府拖入到了破产的境地。这并不令人惊讶，因为缺乏行政改革，财政收入仍旧缺乏灵活性，而军费开支随着一系列的军备精细化而保持倍数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