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亚洲对工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反应 （1850～1945年）（第3/12页）

亚洲社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的虚弱稍微与西方所展现的状况有所联系。这种颠覆传统社会关系的人口增长可能是对被改变分布和特点的一种疾病的反应，而疾病的这种变化是由长距离的密切联系所引起的，同样也是在16世纪由欧洲航海探索所引发的结果。此外，重炮首次让中央政权能够轻易地战胜地方反叛者，因为那些反叛者再也无法躲在防御工事后来躲避射程很远的重炮，此时中国、印度和中东的帝国政治组织都获得了重炮的帮助。重炮的传播和早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从1500年以来西方探险家和商人所开辟的海上交往。亚洲的不幸或许是清帝国、莫卧儿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在达到全盛时期的两三个世纪后长期遭受着官僚性帝国政权的病症：腐败、不公平的税收、僵化的体制和政府要员的极度平庸、愚昧，随着工业革命和民主革命的西方对亚洲的压迫达到新的、剧烈的程度，这些帝国的病症就充分地表现出来。

同时有必要指出，西方的影响的确是近来才发生的，并且相对比较肤浅。从19世纪中期以来，当所有伟大的亚洲文明都开始意识到传统的政治和军事装备再也无法应对西方的挑战时，已经过去了将近四五代人的时间。起初仅有少数的亚洲人直接受到了影响。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印度和50年代以前的中国等亚洲文明，其众多农民的生活方式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在日本和穆斯林国家中，传统的农村生活模式崩溃开始得较早，但是整个亚洲的大多数人则是在随后的两三代人中才感受到了西方生活模式的影响。这段时间在人口众多的社会的漫长历史中极其短暂。所以，认为这种可能延续很长时间的稳定的（生活）关系或方式已经出现于1850年以后的文化冲突中，是极其愚蠢的。

伊斯兰文明对西方优势地位的反应

19世纪中期，伊斯兰文明继承人面临的困境极其明确，那就是如何在没有伊斯兰（信仰）的情况下塑造穆斯林（国家）。也就是说在面对西方时，伊斯兰的政治领袖和文化精英要以何种方式保持伊斯兰文化的特性，同时又摆脱让人无法容忍的、僵化的伊斯兰律法，这种律法在漫长的历史里确立并支配了伊斯兰文明的统一。

迄今为止（1978年），唯一获得很多支持的反应就是借用西方语言中的“民族”概念作为建立现代化、世俗化民族国家的基础。但是，将穆斯林分割为许多较小的国家却并未产生良好的效果，直到现在，这些国家中没有一个有可能强大得足以重新恢复伊斯兰在世界中的骄人地位。同伊斯兰“普世主义”不可调和的民族主义有着更多的缺点。由于伊斯兰教的导师和传教士们必然会强烈地反对不再遵循由穆罕默德所昭示的真主意愿的政权，所以统治伊斯兰社会的任何现代的、具有世俗观念的政府都无法获得人民全心全意的支持。因此，民族主义仍然不适合于政府，就像伊斯兰律法一样令人感到别扭，民族主义与现代政府、人们思维习惯的不相容性存在于伊斯兰教所陷入到的极度困境的根源中，而这种困境是在想成功地应对西方人对其传统社会所造成的破坏中形成的。

在守旧毫无希望之时，穆斯林帝国明显衰落了，对于西方挑战的回应无力而迟钝。终究穆斯林还是坚定地相信安拉支配世界，如果安拉乐意颠覆穆斯林帝国，并且迫使穆罕默德的追随者屈从于异教徒的统治，那么对于虔诚的信徒来说除了耐心等待上帝神意的显现而别无他法。唯一合乎逻辑的是主张任何变化（如果必须要有变化）都应该更严格的遵守《古兰经》的教义，也就是返回到清教徒式的、严苛的早期伊斯兰教当中。这一主张是由瓦哈比改革者提出的，从18世纪以来他们一直以阿拉伯半岛为基地。这种基于伊斯兰教基本的承诺和设想的主张在现实中是难以抗拒的。瓦哈比的任何改革都是超越个体、个人的层面；除了荒芜的阿拉伯半岛以外的所有地区，这些改革的执行都是由于政治的问题，但是这种思想路线影响了在印度及其他地方很多敏感而认真的穆斯林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