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汉初的学术与政治(第4/6页)

高帝死后,儒家在朝中一点势力的萌芽,虽然给道家压倒,但在文景两朝,儒家做博士的也颇不少;儒家典籍置博士可考者有《诗》、《春秋》、《论语》、《孟子》、《尔雅》等。而诸侯王中如楚元王交,河间献王德皆提倡儒术,和朝廷之尊崇黄老,相映成趣。元王好《诗》,令诸子皆读《诗》;并拜旧同学申公等三位名儒为中大丈。献王兴修礼乐,征集儒籍,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言行谨守儒规。山东的儒者多跟随着他。

武帝为太子时的少傅就是申公的弟子王臧,武帝受儒家的薰陶是有素的。他初即位时,辅政的丞相窦婴(窦太皇太后的侄子)和太尉田蚡(武帝的母舅),皆好儒术;他们推荐了王臧为郎中令——掌宿宫殿门户的近臣,又推荐了王臧的同学赵绾为御史大夫。在这班儒家信徒的怂恿之下,武帝于即位的次年(建元元年)诏丞相、御史大夫、列侯、诸侯王相等荐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来朝廷应试。这次征举的意思无疑地是要网罗儒家的人才。广川大儒董仲舒在这次廷试中上了著名的“天人三策”。在策尾,他总结道: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同时丞相卫绾也奏道:

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这奏给武帝批准了。卫绾不敢指斥黄老,因为窦太皇太后的势力仍在,但仲舒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则把黄老也包括在内了。当文景时代,太常博士有七十多人,治《五经》及“诸子百家”的均有。经董、卫的建议,武帝后来把不是治儒家《五经》的博士,一概罢黜了,这是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的事。

武帝又听王臧、赵绾的话,把申公用“安车蒲轮”招请了来,准备做一番制礼作乐的大事业,和举行一些当时儒者所鼓吹的盛大的宗教仪式。

儒家的张皇生事已够使窦老太太生气的了。更兼田蚡等,把窦氏宗室中无行的人,除了贵族的名籍,又勒令住在长安的列侯各归本国——住在长安的列侯大部分是外戚,且娶公主,不是窦老太太的女婿,便是她的孙婿,都向她诉怨。建元二年,赵绾又请武帝此后不要向窦氏后奏事。她忍无可忍,便找寻了赵绾、王臧的一些过失,迫得武帝把他们下狱,结果他们自杀。同时窦婴、田蚡也被免职,申公也被送回老家去了。但过了四年,窦老太太寿终内寝,田蚡起为丞相。儒家终底抬头而且从此稳坐了我国思想史中正统的宝座。

儒家之成为正统也是事有必至的。要巩固大帝国的统治权非统一思想不可,董仲舒已说得非常透彻。但拿什么做统一的标准呢?先秦的显学不外儒墨道法。墨家太质朴,太刻苦了,和当时以养尊处优为天赋权利的统治阶级根本不协。法家原是秦自孝公以来国策的基础,秦始皇更把他的方术推行到“毫发无遗憾”。正唯如此,秦朝昙花般的寿命和秦民刻骨的怨苦,使法家此后永负恶名。贾谊在《过秦论》里,以“繁刑严诛,吏治刻深”为秦的一大罪状。这充分地代表了汉初的舆论。墨、法既然都没有被抬举的可能,剩下的只有儒、道了。道家虽曾煊赫一时,但那只是大骚乱后的反动。它在大众(尤其是从下层社会起来的统治阶级)的意识里是没有基础的,儒家却有之。大部分传统信仰,像尊天敬鬼的宗教和孝弟忠节的道德,虽经春秋战国的变局,并没有根本动摇,仍为大众的良心所倚托。道家对于这些信仰,非要推翻,便存轻视;但儒家对之,非积极拥护,便消极包容。和大众的意识相冰炭的思想系统是断难久据要津的。况且道家放任无为的政策,对于大帝国组织的巩固是无益而有损的。这种政策经文帝一朝的实验,流弊已不可掩。无论如何,在外族窥边,豪强乱法,而国力既充,百废待举的局面之下,“清静无为”的教训自然失却号召力。代道家而兴的自非儒家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