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1945—1990年社会革命（第4/19页）

于是静悄悄地，世界上绝大多数大陆上的农业人口向外大量移出，农业岛屿的这种现象更为严重。[1] 但是这个现象中最显眼之处，便是这种农业上大变化的出现，只有部分是因为农业技术的进步，至少在这以前属于小农经济的地区如此。我们曾经在第九章中看到，发达国家已经摇身一变（只有一两个例子除外），成为世界粮食的主要供应国；与此同时，它们实际的农业人口却持续下降，一减再减，其比例有时甚至减少到不可思议的地步。这种现象，纯粹只是在资本密集下造成的单位人口生产量激增所致。其中最立即可见的因素，首推发达富有国家农民个人拥有的农耕机械。其数量之大，不但是其生产力激增的最大佐证，也是年轻苏联共和国的宣传图片里，那些袒胸露背驾驶着耕耘机械的农人的象征。不幸的是，苏联自己却在这方面一败涂地，彻底地失败了。至于另外一个表现虽然没有如此明显，意义却同样重大的因素，则属农业化学、选种育种，以及生化科学方面的突飞猛进。种种背景之下，农家不但不再需要过去科技发展前农忙时不可或缺的大批帮手，甚至连农家本身及长工的数目也随之减少。若有需要，在进步的现代交通运输帮助之下，也无须将这些雇工长年留在乡间。于是在70年代苏格兰牧羊业的珀斯郡（Perthshire）里，短暂的剪毛季节中，最划算的方式莫过于由新西兰运来一批批剪毛的专业工人。南北两半球季节相异，苏格兰与新西兰的剪毛季节正好错开，皆大欢喜。

至于世界上其他的贫苦地区，农业革命也同样如火如荼，虽然较为零星。事实上，若没有所谓“绿色革命”[2] 输入的灌溉技术改良和“科学”农业帮助——虽然其长期影响至今仍有争议——南亚及东南亚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生产，势将无法供应当地大量快速增加的人口。再从整体而言，第三世界各国，以及第二世界以前属于社会主义或现仍为社会主义的部分国家，在粮食上不但不能自给自足，更无法扮演作为一个农业国家，一般而言粮食生产应该大量有余，足可用于出口的角色了。这一类的国家，最多也只能从事以出口为目的专门性的农产品生产，以供应发达国家的需要。至于本国人民的粮食所需，若不是来自北美粮食生产过剩的对外倾销，就只有在田间的泥泞里以最古老原始的方式继续以挥镐拉犁的劳力密集型的方式生产了。既然田里的劳动依旧需要他们，他们显然没有理由抛离这样一个农业环境他去。唯一的原因，恐怕便是人口大量的爆炸激增，使得可耕作的田地日渐稀少吧。但在事实上，许多小农外流的地区里，例如拉丁美洲，土地开垦的比例却往往很低，一大片未开拓的广阔地域里，只有屈指可数的乡人移往垦殖，哥伦比亚与秘鲁便是其中两个例子。这以外的地方，往往成为当地游击活动的根据地。反之，在亚洲农业依旧兴旺的土地上，却有着世上人口最稠密、耕作最密集的地带，每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从250人至2000余人不等（南美的平均人数仅为41.5人）。

农村的人口日渐稀少，城市却开始被人潮挤满。20世纪的下半叶，世界出现了空前的都市化现象。80年代中期开始，全球人口已有42%居于城市。若不是由于中国和印度的广大人口仍然居于乡间之故——中印两国占亚洲农村人口的四分之三——都市人口的比例势必已成为多数（Population，1984，p.214）。可是即使在农业世界的心脏地带，人口也开始从乡间流向城市，往大城的集中之势尤为明显。1960—1980年间，肯尼亚的都市人口倍增，虽然1980年的都市总人口比例依然只有14.2%，可是该国每10名城市居民当中，却几乎有6名是住在首都内罗毕（Nairobi），而20年前，这个比例只有10∶4。在亚洲地区，人口动辄数百万的大都市更如雨后春笋般兴起，通常多为所在国的首都。例如汉城（首尔）、德黑兰、巴基斯坦旧都卡拉奇（Karachi）、雅加达、马尼拉、新德里和曼谷等大都市，1980年的人口均已突破500万，有的甚至高达850万。以此趋势估计，公元2000年时，将会分别增加到1000万至1350万之间。可是回到1950年时，除了雅加达外，以上诸城没有一地的人口数在150万以上（World Resources，1986）。80年代人口狂潮大量拥向都市的现象，事实上确以第三世界为最：开罗、墨西哥城、圣保罗和上海四大都市，人口均超过八位数字。矛盾的是，发达国家的都市化程度，虽然仍旧远胜于贫穷地区（除了拉丁美洲部分地区和伊斯兰世界外），它们内部超级大城的人口却开始纷纷消解。早在城市居民向郊区逃散，向城外社区开始迁移之前，发达国家的都市便已在20世纪之初达到了它们的巅峰时期。如今这些旧都市中心，在夜晚便成了寂然一片的空城，白天在其间工作、购物、娱乐的人潮都已出城返家。当墨西哥城的人口在1950年后的30年间几乎暴增5倍之际，纽约、伦敦、巴黎三地的人口却开始慢慢离开都市，向都市的外郊逐渐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