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 天崩地裂（第3/18页）

至于贫穷混乱，到了80年代，甚至连许多最富有、最发达的国家，也发现如今自己“又开始”习惯于每日乞丐流连街头的景象了。更骇人的是，流浪者栖宿檐下、藏身硬纸板的镜头，大家也都变得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如果警察尚未干涉，把他们从众人视线之内移走的话。1993年，无论在哪一个夜晚，纽约市内都有23000名男女露宿街头或栖身收容所内。这个数字，实在只是小意思——要知道从1993年开始倒数回去的5年之中，全纽约市更有3%的市民，头上一度没有片瓦遮盖（New York Times ，1993年11月16日）。在英国（1989年），则有40万人被正式列入“无家可归”之列（UN Human Development，1992，p.31）。回到50年代，甚至70年代早期，有谁能预想到今天这般惨状？

无家可归贫民的重现，是新时代里社会及经济愈发严重不平等现象的一环。其实根据世界性的标准，“发达市场经济”富有国家在收入分配上，其实并不至于太不公平——至少尚未达到极为不公。在这些国家中，分配最不均的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和瑞士四国，20%居于最上层的家庭所得，平均为20%最下层的8—10倍。至于那高居顶尖的10%的家庭，他们带回家中的收入，通常更高达全国总收入的20%—25%。而瑞士、新西兰最顶端的天之骄子，以及新加坡与香港的富人，其所得比例更高。但是上述差距，若与菲律宾、马来西亚、秘鲁、牙买加或委内瑞拉的不平等状况相比，自然更属小巫见大巫，后者的富人收入，高达其本国总收入的三成以上。至于危地马拉、墨西哥、斯里兰卡、博茨瓦纳（Botswana）等国，贫富差距之大，更是不在话下，有钱人收入的比例，占全国总收入四成之多。至于有着举世贫富悬殊冠军头衔的巴西，[2] 在这个社会不公达到极致堪称“社会不公纪念碑”的国度里，最下层的20%人口中，一共只得全国总收入的2.5%以供分用；而最上层的20%，却几乎享有三分之二。至于那居于顶端的10%，更掠去高达半数之多（UN World Development，1992，pp.276—277；Human Development，1991，pp.152—153，186）。[3]

然而，在这“危机20年”里，贫富不均的现象即使在“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也愈发严重。原本黄金时代众人都已习以为常的“自动加薪”（即几乎等于自动增加的实际收入），如今也已黯然终止，更使人有雪上加霜之感。贫富两极的比例都开始增加，双方差距的鸿沟也随之扩大。1967—1990年间，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以及在5万美元以上的美国黑人人数都有增多之势，牺牲者自然是居于中间的一层（New York Times，1992年9月25日）。不过由于资本主义富有国家的实力比以前更为雄厚，同时整体而言，如今其子民也有黄金时代慷慨设置的社会安全福利系统垫底，因此社会不安的程度比原来可能为低。可是社会安全福利的负担太沉重，如今的经济增长却远较1973年前为低。在出快于进、入不敷出的情况下，政府财政自然日见拮据。然而尽管百般努力，富国的政府——多数为民主国家——却始终无法削减这方面的巨大支出，甚至连有所抑制都感到极难，[4] 即使那些对社会福利救济最不存好感的国家亦然。

回到70年代，可没有半个人会预料到——更不可能有所打算——日后竟会一变至此。到90年代初期，一种缺乏安全感、愤恨的气氛开始弥漫，甚至连多数富国也无法幸免。我们将会看见，这种氛围，造成这些国家的传统政治形态的解体。到了1990—1993年间，人们再也无法否认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确已经陷入不景气的事实。但是如何救治，却没有人敢认真地拍胸脯儿，只能暗暗希望霉头赶快过去。然而，有关危机20年的最大真相，倒不在资本主义好像不如当初黄金年代灵光，问题却出在它的整体运作已经完全失控。世界经济不稳定，大家都束手无策，不知如何修理，也无人有仪表可以操纵。黄金时代所用的主要仪表，即由国家或国际上协调拟定的政府政策，现在已告失灵。危机20年，是一个国家政府失去其经济掌控力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