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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社会的上流人士，对于政治民主化的危险具有深切了解，而且一般而言，对大众日益增强的中心地位的危险性，也有深切了解。从事公务之人对此皆忧心忡忡。比方说法国正派言论的堡垒——《时代》（Le Temps ）和《两个世界杂志》（La Revue des Deux Mondes ）的编辑，在1897年出版了一本顾名思义的书——《普选权的创立：现代国家的危机》（The Organis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The Crisis of the Modern State ）[11] ，而好学深思的保守党殖民地总督和日后的阁员阿尔弗雷德·米尔纳（Alfred Milner，1854—1925年），则曾在1902年私下称英国的国会为“威斯敏斯特的暴民”（that mob at Westminster）[12] 。不仅如此，19世纪80年代以后，资产阶级文化普遍的悲观主义（参见第九章和第十章），无疑反映了领袖人物被以前的追随者抛弃的感觉；呈现了高级精英挡不住平民的感觉；说出了受过教育而且富有文化修养的少数人（也就是有钱人家的子弟），被那些“刚从目不识丁或半野蛮状态解放出来的人”欺凌的感觉[13] ，也表达了被那股日渐汹涌的平民文明潮流所淹没的感觉。

新的政治形势只是一步步地发展，而随着各国内部情况的不同，发展也不甚均衡。这种情形使我们不太容易对19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政治做个比较通盘性的考虑，而就算做了也几乎没有意义。使无数政府和统治阶级陷于类似困境的，似乎是自19世纪80年代起在国际上突然出现的大规模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参见下一章），不过，在事过境迁的今日，我们可以看出它们并不是仅有的使政府头痛的运动。广泛地说，在大多数有限宪政和有限选举的欧洲国家，自由资产阶级在19世纪中期所拥有的政治支配力量（参见《资本的年代》第六章和第十三章），在19世纪70年代已逐渐崩溃。就算不考虑其他理由，这至少也是“大萧条”的副产品。1870年在比利时，1879年在德国和奥地利，19世纪70年代在意大利，1874年在英国，除了偶尔的短期掌权之外，自由资产阶级再也不曾支配大局。在接下来的新时期，欧洲再也没有出现同样的政治模式。不过在美国，曾经领导北方赢得内战胜利的共和党，基本上赢得了总统的连任，一直到1913年为止。只要无法解决的问题或者像革命和“分离”之类的基本挑战可以挡在议会政治之外，政治家便可用重组那些既不想威胁政府又不想破坏社会秩序的人士的办法，来应付议会中的多数党。而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问题和挑战都是可以挡在外面的。不过，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突然出现了一个顽强好斗的爱尔兰民族主义集团。这个集团存心瓦解英国下议院，并在下议院中扮演着关键的少数派角色。它的出现立刻改变了议会政治，以及跳着端庄的双人芭蕾的两个政党。它至少在1886年促使前辉格党中的百万贵族和自由党商人匆匆加入保守党，而这个保守并且反对爱尔兰自治的政党，日渐发展成土地财主和大商人的联合政党。

在别处，形势虽然更戏剧化，事实上却比较容易处理。在西班牙的王权恢复（1874年）之后，反对者的分裂（共和党为左派，王室正统派为右派）使得在1874—1897年的大半时间掌握政权的卡诺瓦斯（Cánova s，1828—1897），可以操纵政客并举行一次毫无政治意义的农村选举。在德国，互相冲突的成分相当软弱，以致俾斯麦可以在19世纪80年代从容统治，而奥匈帝国可敬的斯拉夫党派的温和作风，也有利于文雅时髦的塔弗伯爵（Count Taaffe，1879—1893年执政）。法国的右派拒绝接受共和，它是选举中永远的少数党，但由于军队没有向文人当局挑战，因而，共和政体在历经无数次的震撼危机（1877年、1885—1887年、1892—1893年以及1894—1900年的德雷福斯事件）之后，仍能屹立不堕。在意大利，梵蒂冈对世俗和反教权政府的抵制，使德普雷蒂斯（Depretis，1813—1887）可以轻易地执行将反对政府者转化为支持政府者的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