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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当民族主义被调成鸡尾酒时，它才真的普受欢迎。它的吸引力不只在于它本身的滋味，也在于它掺和了其他的某种成分或多种成分。它希望能借这些成分来解消费者精神或物质上的干渴。但是，这样的民族主义虽然还是名副其实的，却不是挥舞国旗的右派所希望的那样——它既不那么好斗又不那么专心致志，而且确乎不那么反动。

矛盾的是，在各种民族压力下行将瓦解的奥匈帝国，却展现出民族主义的极限。在20世纪最初10年，虽然帝国中绝大多数的人民毫无疑问已意识到自己属于某个民族，但他们之中却很少有人认为这一点和对哈布斯堡君主政体的支持有任何矛盾。甚至在大战爆发之后，民族独立仍然不是重要的争论点。在奥匈帝国的各民族中，只有四个民族（意大利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捷克人）对政府抱有坚决的敌意，其中三个可以与帝国境外的民族国家认同。然而对大多数民族而言，它们并不特别想要冲破这个某些狂热的中产阶级或中下阶级口中的“诸民族牢狱”。在战争过程中，当不满和革命的情绪真正上升之际，它也是先以社会革命而非民族独立的方式呈现。[20]

至于西方交战国，在战争期间，反战情绪和对社会的不满日渐压制了群众军队的爱国心，但却未曾摧毁。如果要了解1917年俄国革命对国际所造成的不寻常影响，我们必须牢牢记住：1914年心甘情愿，甚至满怀热忱走上战场的人，是受到爱国思想的感召。这种爱国思想不能局限在民族主义的口号中，因为它带有公民责任意识。这些军人奔赴战场，不是因为嗜好作战、嗜好狂暴和英雄气概，也不是要追求右派那种民族自大狂和民族主义的无限制扩张，更不是因为对于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敌意。

正好相反。所有实行群众民主政治的交战国，其国内宣传都说明了：它们所强调的不是光荣和征伐，而是“我们”是侵略或侵略政策的受害者，而“他们”代表了对于“我们”所体现的自由和文明价值观的致命威胁。尤有甚者，男男女女之所以能够因战争而予以动员，唯一的原因是他们感到这场战争不只是一般的武装格斗，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世界将因“我们的”胜利而更好，而“我们的”国家，用劳合·乔治的话来说，将成为“适合英雄居住的国度”。因此，英国和法国政府声称它们是在维护民主和自由，抗御君主权力、军国主义和野蛮习性（“德国兵”），而德国政府则声称它是在维护秩序、法律和文化的价值观，抗御俄国的独裁政体和野蛮习性。征伐和帝国扩张可以是殖民战争的宣传素材，却不是这场大冲突的宣传素材，即使在幕后主宰各国的外交部也一样。

德国、法国和英国的民众，1914年是以公民和平民的身份走上战场，而非以战士或冒险家的身份走上战场。可是，这个事实恰恰足以说明在民主社会当中，爱国心对政府运作的必要性及其所具有的力量。因为，只有把国家目标视为自己的目标，才可以有效动员民众。1914年时，英国人、法国人和德国人都有这种想法，他们便是因此而动员。一直到为期三年无比惨烈的屠杀和俄国革命的例子出现，才让他们认识到他们的想法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