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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些传统别墅或乡间大宅的作用正相反，甚至和其资产阶级的竞争对手和模仿对象——大资本家的豪宅——的作用相反。后者如克虏伯家族的山陵别墅（Villa Hügel）、阿克罗埃家族（Akroyds）和克罗斯雷家族（Crossleys）的堤野大宅（Bankfield House）和美景大厦（Belle Vue），正是后两个家族支配了羊毛业城市哈利法克斯（Halifax）的烟雾腾腾的生活。这样的建筑，是权势的外罩。其设计是为了替统治阶级的某个高级分子向其他高级分子以及较低阶层炫耀其财富和威望，也是为了组织具有影响力和支配性的事业。如果内阁是在奥尼姆公爵（Duke of Omnium）的乡村府邸组成的，则克罗斯雷地毯公司的约翰·克罗斯雷在他50岁生日那天，至少要邀请他在哈里法克斯自治市议会的49位同事，到他设于英格兰西北湖区的府邸欢聚三日，并在哈里法克斯市政厅开幕当天，招待威尔士亲王。在这样的府邸中，公私生活是不分的，有其被认可的外交与政治上的公开功能。这些职责的要求优于居家安适的要求。我们不认为阿克罗埃家族会只为了其家族用途而建造一座绘有古典神话场景的宏伟楼梯，造一间雕梁画栋的宴客厅、一间饭厅、一间图书室和九间接待用的套房，或可容纳25个仆人的厢房。[4] 乡绅无可避免地会在其郡中运用其权力和影响力，正如当地的大企业家不会放弃在伯利（Bury）和茨维考（Zwickau）运用其权力和影响力一样。事实上，只要他住在城市，即使是一名普通的资产阶级，也不容易避免借着选择他的住处，或者至少他公寓的大小或楼层、他能指挥仆役的程度、他的服装和社交往来的礼节，来显出（应说强调）他的地位。一位爱德华时代证券经纪商的儿子后来回忆到：他们家比不上福尔赛一家（Forsytes），因为他们的房子不能俯视肯辛顿花园（Kensington Gardens），不过离得也还不算太远，因而勉强不失身份。“伦敦的社交季”他们是没分的，但是他母亲平日午后都会正式地“待在家里”，并曾经举行许多晚宴，晚宴中有从惠特来万国百货商店请来的“匈牙利乐队”。同时，在5月和6月，他们也会按时举行或出席几乎每天都有的餐宴。[5] 私生活和身份与社会地位的公开展示，是无法明确区分的。

前工业革命时期，上升中的中产阶级，由于他们虽然可敬但仍低下的社会地位，或由于他们清教或虔信派的信仰，再由于资本累积是他们的首要目的，因此大半被排除于这些诱惑之外。是19世纪中期经济增长的好运，使他们跨入成功者的世界。但是，这同时也为他们强加上了旧式精英的那种公共生活方式。不过，在这胜利的一刻，有四项发展鼓励了较不正式、较私人化的生活方式。

如前所述，第一项是政治的民主化。它逐渐降低了除了“最高尚和最不可轻视者”以外的所有中产阶级的公共和政治影响力，在某些情形下，（主要是自由派的）中产阶级实际上被迫完全从政治活动中撤出。这些政治活动已为大众运动或大众选民所支配，这些选民拒绝承认那些不是真正针对他们的“影响力”。在19世纪末叶，维也纳文化一般都被认为是某个阶级和某个民族的文化，即中产阶级犹太人的文化，这个阶级和民族已不再被允许扮演他们所希望的角色，也就是德国的自由主义者，而且即使是非犹太的自由派资产阶级，也找不到太多追随者。[6] 布登勃洛克家族（Buddenbrooks）及其作者托马斯·曼（Thomas Mann）——一位古老骄傲的汉萨（Hanseatic）同盟城市贵族之子——所代表的文化，是已经从政治中撤退的资产阶级文化。波士顿的卡伯特家族（Cabots）和洛威尔家族（Lowells），虽然尚未被从政治中逐出，但是他们对于波士顿政治的控制权即将交给爱尔兰人。19世纪90年代以后，英国北部的家长制“工厂文化”宣告瓦解，在这种文化中，其工人可以是工会的会员，但他们仍然追随雇主的政治倾向，并且庆祝其雇主的周年纪念日。1900年后工党出现的原因之一，是在工人阶级选民中具影响力的地方中产阶级，在19世纪90年代拒绝放弃提名地方上的“著名人士”（也就是像他们自己那样的人）竞选国会和市镇议会席位的权力。资产阶级在保持其政治权力这点上，此后它所能动员的恐怕只有影响力，而非徒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