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第2/4页）

革命失败了，普通地、迅速而确定无疑地失败了——政治逃亡者几年后还未认识到这次失败是确定无疑的——从此以后，1848年前设想的那种普遍的社会革命，不复出现于世界上的“先进”国家。这种社会革命运动的重心转移到（先进国家的）边缘地区和落后世界，进而演变成20世纪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权，不过在本书阐述的时期内，这类运动仍处于“低度开发”，是段插曲，而且陈旧。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且显然是方兴未艾的发展，为“先进”国家的政治带来了若干选择。（英国的）工业革命吞食了（法国的）政治革命。

所以本书叙述的历史是一边倒的历史，主要是世界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大发展的历史，是这个经济所代表的社会秩序大踏步前进的历史，是认可这些进步并使它们合法化的思想理论大发展的历史，主要表现为理性、科学、进步和自由主义。这是资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代，虽然欧洲资产阶级对全力夺取公共政治统治权方面还羞羞答答。在这一点上——也许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革命的年代尚未结束。欧洲中产阶级之前已被人民吓破了胆，而且仍心有余悸：“民主”据信仍将肯定而且迅速地演变成“社会主义”的序曲。在资产阶级的凯旋时刻，正式主持资产阶级秩序的人物，在普鲁士是一位极其反动的乡下贵族，在法兰西是一个冒牌皇帝，在英国则是一连串的地主贵族。对革命的恐惧不是无中生有，而是根深蒂固，这说明资产阶级缺乏基本安全感。在本书阐述的历史时期结束之际，在先进国家爆发了唯一的革命事件，一场几乎是局限一地、昙花一现的巴黎公社（Paris Commune）起义，流血之多竟超过1848年的任何一次运动，于是各国大为恐慌，紧急进行外交磋商。至此，欧洲先进国家的统治者开始认识到（尽管多少有点儿不情愿），“民主”（即在广泛普选基础上建立议会制政体）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在政治上是无害的，虽然或许有点儿讨厌。对于这点，美国统治者已有所认知。

所以，喜欢激动人心的英勇场面的读者，不会喜欢19世纪中叶这几十年的历史。这期间发生的战争不少，多于它之前的30年，也多于它之后的40年。其中包括由拥有技术和组织优势一方获胜的速决战，例如欧洲国家在海外发动的大多数战争；类似1864—1871年建立德意志帝国的战争；甚至连交战国的爱国主义者也不忍卒睹的血腥屠杀，例如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Crimean War）。在这段时间的所有战争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美国内战。这场战争获胜的一方，归根结底是由于它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和更好的资源。南方败北，虽然它有较为杰出的军队和将领。有时也有一些充满浪漫和绚丽色彩的英雄故事，比如身着红衫、留着一头鬈发的朱塞佩·加里波第（Giuseppe Garibaldi）。此类例子因其稀少而十分突出。政治方面也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大事。诚如白哲特（Walter Bagehot）对政治成功的标准所下的定义那样：“寻常的见地加不寻常的能力。”拿破仑三世显然觉得他那伟大的叔父拿破仑一世的大氅穿在身上会很不舒服。林肯（Lincoln）和俾斯麦（Bismarck）无疑是伟大人物，他们在公众中的形象因他们面部的俊俏线条和他们擅长的口若悬河而获益匪浅，但他们获得的成就则有赖于其作为政治家和外交家的天赋。意大利的加富尔（Cavour）亦然，然而这些人完全不具备我们现在所认为的伟大气质和领袖魅力。

这时期最激动人心的大事，显然是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成就：全世界浇铸了几百万吨的铁，穿越各大洲的绵延铁路，横跨大西洋的海底电缆，苏伊士运河的开凿，芝加哥等从美国中西部处女地上拔地而起的大城市，汹涌的移民潮等等。这是一出欧洲和北美强权主演的戏剧，世界被踩在它们足下。那些衣着朴素的冷静之士，在建设煤气厂、铁路和提供贷款时，也展现出令人尊敬的特质和民族优越感。不过人数很少的冒险家和拓荒者不属此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