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与教养（第3/6页）

要为她们的不幸负主要责任，使她们沉迷于这个迷乱时代的愚蠢行径和奢华享受之中，而这些非常容易使那些中等地位的人耻于从事任何有意义的人生事务，并且使年轻女性轻而易举地就成为了色鬼与浪子的猎物。

这将成为所有关于诱奸与卖淫之分析的重要主题。教育或非分的愿望乃是造成某些女性更容易失足的关键所在。的确，有些时候，这干脆被视为一种女性本质性的倾向。“难道不是虚荣，那种沉迷于衣着打扮的幼稚虚荣诱骗了你？”1791年，一名哈克尼的牧师对其教区一个堕落的女人斥责道：

你是否屈从于某个更有地位之人的诱惑，以满足你的虚荣心，为了穿得更光鲜，口袋更有钱，活得自由自在？你愚蠢的头脑是否还期盼着，那个大手大脚满足你的人还会这样继续地资助你？你本人的经历已经让你看到了自己的糊涂……因此，斩断那些对于衣装与欲求的非分念想吧，安心于上帝为你安排的实际处境。一旦你被那些地位更高的人引诱，不论他们是你的主人，你主人的少爷或朋友，还是其他什么人，只要你没有决心抵制那些损害你美德的诱惑之物，灾难一定接踵而至。

根据此一看法，及其对于在面对诱惑时个体自律之正统基督教的强调，愚蠢的女人至少部分地要为她们自己的悲剧承担责任。尽管如此，从更普遍意义而言，父母们对于女儿过分精心的教育才是原则性的错误。这就创造出那些轻浮而享乐的牺牲品，她们多数人都有失足危险。这也成为了多数小说叙述之标准主题，即使是过度浓缩的《纯真误》（Innocence Betrayed）也顺带提及了莎拉·马丁这个可怜而无辜的女子，她的父亲“以一种超乎其实际处境的方式教育自己的女儿”。因此，对于那些容易被引诱的贫穷女孩来说，合适的理想乃是“不去接受那高居其上的繁文缛节的教育，而是学习仆人应尽的侍奉之道”。

这种认为女性的邪恶乃由环境所致并非本性使然的观念，在更具体系化的思想家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亨利·菲尔丁通过阅读历史认识到，在过去，即使那些最为堕落的娼妓，“她们的邪恶乃是源自当时败坏的风习，而非源自其内在本性的任何独特之处，而诸如利维拉、美萨里娜、阿格里皮娜或波培娅之流，如果生活在更好的时代，则有可能成为贞洁而贤淑的主妇”。他断言，显而易见，“如果软弱的女人走上了歧途，更应归咎于那个时代而非她们自身”。

这种思维方式在女权主义者那里尤为流行，她们将其发展为一种对于女性之教养的尖锐批判。凯瑟琳·麦考莱在1790年写道，多数女性之所以陷于不贞，“是因为无知、偏见及其教导者的错误方法，而非由于其本性或机缘中的任何其他根源”。不应该教导女性变得无知与天真，在万幸的情况下，这也会使她们茫然无措、孱弱无力，而在最坏的情况之下，则会将她们扭曲为愚笨而做作的狐狸精。不论在哪种情况下产生出的缺陷，实际上都会增加诱奸、失贞以及卖淫的风险。对于此种罪恶的真正克服之道，并非无休无止地约束女性，而是不再把她们培养成没有头脑的勾引对象。只有当男性与女性同等自由地发展其自然理性时，对两性而言，真正的贞洁之风才会大行于世。这正是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女权论》一书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很多此前及此后批评现代性别角色之虚假与不公的要义之所在。

因此，在18世纪下半叶，有关女性之性堕落的解释各式各样；不过，它们共同的倾向乃是将其归咎于不良的社会风习，而非女性的内在欲望。尽管如此，此种新思维方式的现实影响却颇为复杂多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