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之流，混沌之海（第2/4页）

在华夏世界的天空下，诸神的战争围绕“正闰之辩”展开。“正统”和“闰统”之于儒家文明的习惯法体系，犹如“宪制”和“僭政”之于日耳曼习惯法。习惯法的力量总是大于任何成文法，却不会有明确的边界。因此，儒生的“正闰之辩”就发挥了相当于英格兰王国上议院和普通法法官的作用。他们要通过“众议佥同”裁决：什么是权利（right），什么是权宜（necessary），什么是僭越（self-assumed）。前两者属于“正统”，后者属于“闰统”。在“正统”边界内，还存在“经权之辩”。“经”类似权利（right），要求目的和手段的绝对合宪性。“权”类似权宜（necessary），允许——但仅仅为合宪的目的而允许——行使紧急状态权力。研究和鉴定“正、闰、经、权”的学问，就叫“经学”。从材料和内容上看，经学似乎就是史学的一种。其实不然，两者的差别像爱德华·科克与戈登·伍德、施米特与兰克一样大。当然，许多重量级人物身兼二任。克拉林敦、休谟和麦考莱的所谓史学，其实主要是经学。他们的著作与其说与世无争地考证历史，不如说积极主动地加入了作者同时代的宪法斗争。我们必须对顾炎武和王夫之的著作给予同样的评价，但钱大昕的著作就只能视为真正的史学。

在华夏传统中，经学的极端派称为“公羊学”。王莽和康有为就是这一派的知名人士。他们勇敢地主张：如果有利于教育君主和国民，肆无忌惮地捏造历史并非不正当。他们如果了解西学，大概会从来库古和努马的先例中找到不少安慰。然而，这不是经学的主流。正统派通常坚持：在毫无目的的考证和毫无依据的政论之间，审慎地寻找最佳平衡点。审慎是政治德性当中难度最大的一种，因此经学就是所有学问当中危险最大的一种。看上去似乎毫无技术含量，但这正是经学最危险的地方。汉景帝之所以叫停关于汤武的争论，理由就在这里。“为什么承认秦始皇的正统性，必定危害基本文明准则？”“为什么否定唐太宗的权宜必要性，可能损害君主维护良治的积极性？”这样的问题确实关系到共同体的生死存亡。比较轻浮的杂文家大概会嘲笑这些无事生非的折腾，但这种表现仅仅是缺乏深思或身在局外的产物。英格兰王国的牧师和律师难道真会认为，王位继承人是否信仰天主教对他们都一样？法利赛人难道真会认为，犹太人用什么方式遵守安息日对他们都一样？如果负有维护正统责任的特殊阶级（他们的特权完全有赖于此）如此缺乏远见和责任感，那么共同体和他们自己的毁灭就会比最悲观的预言还要迅速。

笔者如果不是在《民国纪事本末（1911—1949）》，就是在其他的地方提到过王国维和周作人对叶德辉之死的不同反应。周作人其实和王国维一样身在局中，无由置身事外，但他没有运用智力反而更好，从而便不会为自己营造出身在局外的幻觉。他不愿面对事实：党军是否打算害谁并不重要，因为党军出现的事实本身就是如同老鼠跳上甲板不再怕人的征兆。他以为，如果他能科学地证明老鼠并不咬人，怕老鼠的懦夫都是傻瓜，他就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淹死。然而，自欺欺人只会将他引向更少尊严的死亡。人类没有能力理解主宰世界的神秘法则，却逃脱不了违背法则的代价。精明的赌徒过高估计个人的智慧，通常会比愚夫愚妇死得更惨。司马迁为此发明了一种十足经学的辞令：“奋其私智而不师古。”撇开一神教传统和世俗人文主义传统的差异，这话的意义就相当于犹太人所谓“敬畏神明是一切智慧的开端”。如果你首先看到老鼠跳上餐桌，然后看到智者教育儿童不用害怕，最后看到救生艇莫名其妙地少了许多，你会不会急于研究老鼠的生物学特征，或是急于联络爱猫人士捉老鼠？实际上，你最应该做一件事：将最宝贵的信息装进漂流瓶，投入大海。接下来的事情，不再与你有关。“孙盛阳秋海外传，所南心史井中全。”“种子也许落入石田，也许落入沃土。”如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