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之路、拜占庭之路与诸神的裁决（第3/10页）

彼得大帝带来了面向西方的世俗外交，其结果却绝不是世俗的。他把系道统正统于一身的恺撒（沙皇）降格为西欧各地方性君侯的一员，用西欧绝对（absolutism）君主的富强逻辑取代东正教专制（despotism）皇帝的神圣真理，无疑是从内部和上层毁灭正教。从此，俄罗斯永远是一个灵魂分裂的国家。圣彼得堡宫廷、法语贵族和运用欧洲话语比欧洲人更熟练的知识分子生活在俄罗斯的巴黎，不由自主地把这个无穷无尽的世界当作原料来对待。游方修士、乡村神甫和养生送死不出村社的无形态群众生活在俄罗斯的拜占庭，运用他们的本能而不是逻辑，全心全意憎恶西方、热爱南方。彼得以前，俄罗斯与西方的斗争沿着俄罗斯外部地理边界展开；彼得以后，俄罗斯与西方的斗争沿着俄罗斯内部阶级边界展开。文明冲突内化为阶级战争。

这就是“俄罗斯神秘灵魂”的奥秘：两个灵魂争夺一个躯体。这个躯体本来无力承受其中任何一个的负担，但同时承受两者之后，却在分裂和斗争的痉挛中爆发出狂人的蛮力，足以让任何接受理性化程序训练的对手望而生畏。俄罗斯社会为俄罗斯国家燃尽膏脂，但俄罗斯国家从来无法取得与这种牺牲相应的外交成果。她不能确定国本，不知道什么是俄罗斯，当然更不可能知道什么是俄罗斯的利益。从叶莉扎维塔女皇坚定的反普鲁士政策到彼得三世狂热的亲普鲁士政策，从保罗固执的武装中立到亚历山大戏剧性的大同盟，断裂、跳跃和不确定性一直是俄罗斯外交的主要特点，至今仍然如此。如果说英格兰外交那种“罗马式”的稳健来自国本坚固的自信心和安全感，那么俄罗斯外交那种“马加比式”的痉挛就来自灵魂分裂的紧迫感和狂热性，因为此刻占据俄罗斯的灵魂要求在刹那间伸张自己的正义，不为恺撒即为虚无。马萨里克慨叹：俄罗斯未能经历酝酿的过程，不能享受缓慢和自然的文化带来的益处。[15]但这种想法对“俄罗斯神秘灵魂”毫无意义，因为下一个俄罗斯很可能是她的敌人。

通向印度之路、通向拜占庭之路

“七海”——东印度航线是欧洲大陆的后门，却是英格兰的正门。印度是帝国大业的试金石。1608年，约翰·霍金斯抵达苏拉特。1612年，托马斯·贝蒂赢得了苏拉特海战。1639年，圣乔治堡建立。1690年，威廉堡建立。1757年，克莱武为英国赢得了印度。没有殖民事业，新教国家不可能从欧洲的边缘变成欧洲的主人，英格兰不可能变成英帝国。这个帝国源于一系列应对危机的临时方略，这些方略就像英国的习惯法一样芜杂而不合逻辑。它们的优越性在于：实现间接统治，极少扰动当地的惯例和习俗，能够通过时间和经验的考验而生存。不过，这种做法不是有意设计的政策，而是英国人厌恶抽象思维、信任健全常识的自然结果。英国人之所以会成为好的经验主义者和好的殖民者，主要就是因为他们不动脑筋的习惯。否则，他们的殖民地也会像拉丁国家一样，充满统一规划的制定法和官僚制度，除非在每一个村庄安置一名宪兵，不然就无法实施有效统治。

只要一切可以模糊应付过去，英国人甚至不愿意设想自己已经拥有一个帝国。他们乐于想象英格兰仍然生活在亨利二世和《克拉林敦条例》的时代，即使内战也不过是拨乱反正：驱逐了外来的、晚近的、非英格兰的绝对君主制实验，返回各等级共治的古老自由。没有人能比英格兰的辉格党人和普通法（习惯法）学家更拘泥于前例和传统，从爱德华·科克爵士的时代起，这两者就通常都是一类人。[16]但拿破仑提醒他们：还有另一条通向印度之路——马耳他以东，是苏伊士；苏伊士以东，就是印度。英国即使不准备直接控制这条路，至少也不能让其他列强从中作梗。从《亚眠和约》破裂，英军永驻马耳他那一天起，英国人由误打误撞的帝国主义者变成了处心积虑的帝国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