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财政紧张下的民众负担（第4/4页）

拨给中国共产党第二季度（4月、5月和6月）每月12820美元。

拨给日本人共产党每月1025美元。

可以拨给朝鲜人每月256美元作为日常开支。

拨给中国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7692美元；可以在这个数目范围内拨给他们。

拨给日本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512美元。可以在这个数目范围内拨给他们。

拨给朝鲜共青团1928年上半年460美元。可以在这个数目范围内拨给他们。[184]

苏俄给中共党人的援助要远远高于日本和朝鲜，这当然是由于中国革命运动开展的程度所决定的，中国是苏俄在东方推动革命的主要期待。在中国革命遭遇困难时，为支持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苏俄更是殚精竭虑。1933年10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上海中央局，询问：“请弄清楚并尽快告知，能否购买几架飞机，特别是歼击机。有否希望委托可靠的飞行员把这些飞机从空中提供给苏区？”同时要求上海中央局尽力为中央苏区购买药品和防毒面具，强调：“为达到这些目的，我们可以拨出专项经费。”[185]10月底，由于中共方面与十九路军接触，十九路军答应居间为中共购买武器弹药，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致电国际方面，告其“紧急寄出5万元，有购买弹药的可能性”；随后又告以：“购买药品，先急需3万元。”[186]

苏俄和共产国际资助中共的经费，从共产国际代表报告中可见一斑。1933年8、9月份，国际驻华代表埃韦特经手转交中共的经费包括：24.56万法郎、6.16万美元、101452墨西哥元、5000瑞士法郎、1864荷兰盾。[187]这应该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目。1933年11月，埃韦特报告其收到的一笔款项甚至达到“300万墨西哥元”。[188]由于此前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和中共上海中央局常常向国际叫穷，并声称：“你们寄来的款项，很大比例被我们花掉了。”国际方面也得到消息：“由于无法转给苏区，斯拉文（李竹声——引注）那里存了很多钱。在上海，钱转来转去保存。”[189]共产国际希望好钢用在刀刃上，督促上海方面尽力利用钱款为中央苏区提供帮助。1934年5月，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上海局负责人李竹声：

通过您收到了来自江西中央关于购买药品、食盐和用于生产子弹的原料的电报。您给他们转寄了我们寄去的用于采购的所有款项吗？如果没有，请马上告知还有多少钱。每月您能无特别风险地给中央转寄出多少。为了利用采购和向江西提供物资的机会，需要在南方，可能的话在澳门设点，并从那里经福建港口建立特殊的联系路线……应该成立一个公司，从事贩卖四川鸦片生意和从四川向江西盗卖白银。这样我们就可以为购买江西红军所必需的东西提供极重要的资金援助。[190]

6月，共产国际直接致电中共中央，指示：“请从苏区和从上海经意大利公司和其它外国公司或者军阀代表处寻找联络途径，以便通过最经济和最可靠的途径购买和提供弹药。你们能否为此建立自己的隐蔽的中介公司？请尝试通过这些公司出售四川红军有的商品，为中央苏区换取武器。”[191]

中央苏区撤离计划基本确定后，财政需求更加迫切，7月底，上海方面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又给苏区寄去5万墨西哥元。到9月中旬还需要寄40万墨西哥元，重复一遍，40万墨西哥元，因为晚些时候，看来几乎没有机会了。”[192]从电报透露的数据看，共产国际的支持确实不是一个小的数量，可要将钱和物资寄达中央苏区并不容易，尤其是后者更难完成。9月初，共产国际提出“在中国南方的一个港口建立一个为苏区采购和运输武器、弹药和药品的不大而有效的机构”，[193]但由于红军很快撤离，计划根本未及实施。10月14日，当红军已经开始撤离时，王明还在询问“是否还需要在南方建立采购武器的机构？”[194]看来，远水终究难救近火，共产国际和苏俄的帮助，在中央苏区，起到的作用终究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