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帝王不读书（第4/5页）

而以上两点，当然违背他一定要做明君圣主的誓言。明不明圣不圣的，不在他考虑的范围。目的却达到了，命官们特别是些个自作多情的文人士子，于是都缄默其口了。他们终于明白，皇上尊崇孔子，其实只是要臣忠民良而已。至于他自己，根本不打算做孔子的好学生。

集权也罢，专制也罢，对一个朝代的初定而言，效果却往往立竿见影。并且，他的某些国体设计和主见，在当时也算考虑独到，例如尽量避免战事发生，使民得以喘息繁衍；官吏俸禄标准亲订，以防滋生腐败；军费由国库直接拨给，以杜绝军方勒民现象；留在汉土的蒙古及其他少数民族，不得在本族间婚配。不论嫁娶，一方必得是汉人。以强迫方式，消弭民族仇隙等等。

然而封建制度胚胎里带着的劣基因，是无论多么英明的皇帝都无可奈何的。

到了明中期，问题显现了——明初，内外官员两万四千余人，到成化年，增至十余万；嘉靖时，全国每年供给于京师的粮食四百万石，仅各王府禄米却已达到八百五十三万石。即使年光持续良好，风调雨顺，每年的贡米也不足京师所需之半。只得通过“加派”，增收赋税，民不聊生，怨载道矣。

不世袭，皇室及官僚大臣皆有意见，而世袭成律，必然失控，状况频出——晋王第三子庆成王，妻妾众多，生百子，俱长成。长子袭爵，余九十九子并封镇国将军——此明前朝代绝无之事。家世余荫，福泽无穷之代，且多为酒囊饭袋行尸走肉之辈。“出则车舆，入则扶持”，不能文，不能武，腹笥空空，不学无术。

世袭资格的巩固，须官场互相帮衬，攀权附势，结党营私之风于是盛行，潜规则遂成常态。而皇室的存在，却又不得不依赖此种常态的“忠心拥护”。

朝廷惯以门第用人，虽科举之制在焉，大批庶族出身的人才，很难通过那独木桥谋得一官半职。于是他们弃了儒家典籍，转而去向孟子、墨子、荀子的思想寻找慰藉，消解怨闷。

墨子曰：“尚贤者，政之本也”；“官无常贵而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

荀子曰：“虽王公世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形，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卿相士大夫。”

明思想家黄宗羲著文痛批当时情况曰：“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始而惭焉，久而安焉，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今也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当然他的愤言是说在晚明，仅在小范围传播，否则性命难保了。

士林之“林”，原本统称。明中期开始分化，晚期显然——仕途顺达者，依然视儒家经典为真圣真贤之书；对科举心如死灰者，逐渐自成一林，如蜂族之分巢。那分出的一“林”，思想影响渐大，一言以蔽之，核心思想无非是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或许他们中不少人并非真的认为民应该多么的贵，与四百多年后蔡元培提出“劳工神圣”的口号，情怀未必相同。但他们表达不满，须有够高尚的理论支点，“民贵君轻”“社稷共属”，合其用也。而墨子、荀子的思想，才是他们之矢的。

士林中还又分出了一“林”，将生命价值转向了小说——他们文化自信满满，能预见到自己所创作的小说，未必就不会成为传世经典，于是我们如今有幸读到“三言”“二拍”《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名著。

明的文化形态，亦如元的文化形态一样，都经历了士人文化向庶民文化靠拢、转型的时期。元以曲为媒，明以小说为介。于文学，乃幸事；于哲学，是思想力的解构、消遣、娱乐化，且是落荒而走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