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莫扎特和共济会：纳粹的难题（第2/9页）

阴谋论——道默、阿瓦尔特和玛蒂尔德·鲁登道夫

让莫扎特和共济会一刀两断的想法却不是源自纳粹的。实际上，对《魔笛》中和共济会的那些关联的关注，在莫扎特于1791年逝世之后的几年内就出现了。奥皇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及其继任者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II）都担心法国大革命会对奥地利君主形成潜在的冲击，认为秘密社团都是雅各宾派的代理人，因此开始对其实行越收越紧的政策。共济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关停压力，最终，1795年6月通过的一条法律强制关闭所有的会所。[97]奥地利当局面对此时《魔笛》一剧日益流行的情况，在1794年发布了一份小册子，说莫扎特和剧本作者席卡内德（Emmanuel Schikaneder）的这部歌剧是对法国大革命的讽喻，有反雅各宾派的意思，试图以此让大家不再关注其中的共济会元素。[98]

对《魔笛》中共济会成分的揣摩在19世纪中期又浮出水面。奥托·雅恩在1856年至1859年出版的四卷本莫扎特研究中，认为这部歌剧之所以有高贵的尊严和夺目的光彩，作曲家对共济会理念的倾心忠诚是基础。[99]类似地，利奥波德·冯·索恩莱特纳（Leopold von Sonnleitner）受雅恩的启发，在1857年完成一篇文章，提出《魔笛》所寻求的是以最正面的方式描述共济会。[100]一如18世纪90年代中期，一份反对意见仅过数年就出现了，尝试将莫扎特、他的歌剧和共济会割裂开来。另外，鉴于莫扎特去世一事有着诸多未解之谜，这位作者提出他的死是共济会同僚背叛、下毒所致。

这一假说的作者是19世纪的诗人和哲学家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道默（Georg Friedrich Daumer）。道默是由新教改宗的天主教徒，他在一篇文章中攻击共济会的恶劣影响，发表于《阁楼来言》（Aus der Mansarde）1861年第4期。他认为，莫扎特在混沌无知之中被人拉进了共济会，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对自由和品位的支持是假装的。道默承认《魔笛》中有共济会的象征，但他认为这部歌剧实际上反映了莫扎特在对共济会的忠诚和内心深处的天主教信仰之间的挣扎；莫扎特在第二幕临近结束处的武士二重唱“谁走在这条路上都会充满恐怖”（Der, welcher wandert diese Straße voll Beschwerden’）悄悄地用了一首圣咏，道默便以此为证据。莫扎特的遗孀在1799年给出版商布莱特科普夫的一封信中称，莫扎特计划建立一个名为“岩洞”（Die Grotte）的敌对教派，这证明他在创作《魔笛》时已经对共济会失去了兴趣。而走出这一步让他丧了命。道默重复了一个阴谋论，类似于18世纪90年代的一个有关奥皇利奥波德二世早夭的理论，认为莫扎特是被共济会士背叛的，他们毒死了他，并眼看着他被葬在贫民墓地。[101]

道默关于莫扎特之死的理论对其他格外敌视共济会的人来说，有如一针催化剂。这些人开始给这个传说添油加醋。1910年，满怀敌意的反犹主义者赫尔曼·阿瓦尔特（Hermann Ahlwardt）给这个说法又增加了一个层面，他提出，除共济会士之外，犹太人在毒杀莫扎特一事中也起了很大作用。[102]相似的说法在埃里希·鲁登道夫（Erich Ludendorff）将军1926年的一次演讲中被重复。鲁登道夫是1923年那次失败的暴动（即啤酒馆暴动——译注）中希特勒的共谋者，强烈反对共济会。[103]但是，把这个空口无凭的理论最成功地带入主流视野的则是埃里希·鲁登道夫的妻子玛蒂尔德（Mathilde）初版于1928年的著作《对路德、莱辛、莫扎特和席勒犯下的未被补偿的罪行》（Der ungesühnte Frevel an Luther, Lessing, Mozart, Schiller）。

书的第三章题为“会所对莫扎特的谋杀和犹太人对其尸骨的诅咒”（Der Logenmord an Mozart und der Judenfluch über seine Gebeine），玛蒂尔德·鲁登道夫在其中认为道默的文章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能证明莫扎特是被共济会士背叛的。她也提出，谋杀作曲家的罪行是通过犹太人和耶稣会士的邪恶同盟才实现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犹太的普世秩序，而莫扎特的爱国情怀则对这一秩序产生了威胁。莫扎特对共济会士的罪念天真无知，但是当他知道法国大革命之后的一些事情时就醒悟了——法国大革命时，“带着嗜血仇恨的犹太人谋杀了巴黎的金发贵族”，并把玛丽·安托瓦内特处死，以报复她的母亲女皇玛丽娅·特蕾莎在奥地利查禁共济会的罪行。[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