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鲨鱼四十亿（第2/3页）

我最近来台北，也受到少数人士的批评，中央军校的同学，就有人不赞成我将蒋先生提名道姓的称为蒋介石，而指出我应当称之为“校长”。殊不知我写作的着眼早已超过“校长言行”与“总统言行”的范围。即写一篇小文字，我也仍要顾虑到他蒋先生在所有华裔人士中的观感。如用英文写出，还要顾及他在国际间读者心目中的地位。我在《中国时报》发表文字时，即称陶先生为陶希圣，曹先生为曹圣芬，并且注明这样做法与我个人与诸先生的私人关系不同，这一点我想你一定能谅鉴。

蒋介石在日记里也写出：“人生实一大冒险，无此冒险性，即无人生矣。”这样的观点即已与传统圣贤的尺度不同。他在南京失陷后，让德国大使陶德曼斡旋和平，并且在日记中写出：“为缓兵之计，不得不如此耳！”严格讲来，也非书呆子心目中的圣贤所能包容，还有徐州失陷后，他下令黄河决堤。美联社的记者白尔登（Jack Belden）当日即有极详尽的报道，甚至蒋电话催促商量的情形也经各种书刊转载，发行数十百万册。这种举动更非拘泥于传统道德的人士所敢于想象。

然则我是否也像很多西方人士和“前进的”中国人一样，指斥他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作号召为矫饰，而实则是一个欺人盗世的伪君子？不。我因为自己曾上过军校，曾听过他的训话。军校毕业之后也有好几次切身在近距离冷眼观察他的机会，这与被他召见有责任关系的人士之观感不同。有了这样的经验，加以他当日面上的表情之记忆，才确切相信他的虔诚。比如说：他写着“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锥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我确切相信他当日内心之反应如此。

然则这如何能与洪水泛滥于四省，淹没了四千村镇，使两百万人民耕作物荡然无存无家可归的决心与指令相并存在？在类似情形之下他如何能够只顾维持官僚主义逻辑之完整，指令枪毙某人，却又倡言抚恤阵亡将士之遗孤，而实际上军政部连这些遗孤的名单都不具备？

粗率答来，也可以说是“见牛未见羊”。更进一步追索过去，则是人类心理上本来有这种自相矛盾的趋向。我在教书时，不时遇到美国学生发问：“为什么这样不能前后一致？”

我也曾反问他们。要是发问的学生名叫巴蒲的话，我即说：

“巴蒲，让我问问你：老实说来，你从今天早上起床到现在，你的态度与思潮变更了多少次？或者你真还是始终如一，你的想法前后贯通，全无矛盾？”

巴蒲必是心览意会，面带微笑。他的问题也就在此中找到圆满的答复。

不久之前，我写过一篇军校生活之回忆的文章，就说及我们的军官学生已具有双重性格。比如说当校长来临时，他带着我们读“党员守则”和“军人读训”。我们当场确是一本正经，每字每句都读入肺腑，后来有些同学在战场上捐躯，必受有此金石玉言的感化。可是在读训的当天晚上熄灯就寝之前，我们有了十五分钟的绝对自由，大家都以学习校长的浙江口音为笑谑。“服从为负责之本”，他读来有如“屋层外无炸资崩”，最为我们取乐之根据。可是至今事已逾半个世纪，回想起来虽如此，我们仍没有否定他的训诲。所以我们的区队长和区队副，明明听到我们的揶揄模仿，也不以为意。这也就是说我们的举止和我们应该的举止行动当中已有距离。我们军校学生既如此，他蒋委员长企图运转乾坤，其身份上应做之事和他实际能做之事的中间也更有距离。想象之中，他也只好以看花时欣赏花之颜色，不看花时此心与花同寂的双重态度去对付了。按其实凡革命领袖均不得不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