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癖好(第4/8页)

黄绍竑当上广西“二把手”(地位仅次于李宗仁)后,私生活日益滑向颓废,甚至开会议政时也常借故溜走。李宗仁劝他戒掉大烟,他答:“德公,我怎么能戒烟呢?生活太苦闷啦!”后来,黄绍竑在李宗仁等的撮合下,娶了个可心的妻子,便当着李宗仁的面,捣毁了几套极为精致名贵的鸦片烟具,以示重新做人的决心。据说黄在戒烟期间硬着头皮不用西药,忍受了极其痛苦的一段日子,一个月后竟彻底脱瘾康复。

严复年轻时染上大烟瘾,李鸿章曾这样劝他:“汝如止队才,吃烟岂不可惜!此后当仰体吾意,想出法子革去。”但严复终其一生,并未“革去”这个嗜好,反而是变本加厉地猛抽,通常是一日三遍,而且抽得十分讲究,要专门从上海购入上好的烟膏,他的家书里不乏嘱其妻从上海购买烟膏的记录。1919年,已步入人生晚年的严复写道:“以年老之人,鸦片不复吸食,筋肉酸楚,殆不可任,夜间百服药不能睡。嗟夫,可谓苦已!恨早不知此物为害真相,致有此患,若早知之,虽曰仙丹,吾不近也。寄语一切世间男女少壮人,鸦片切不可近。世间如有魔鬼,则此物是耳。若吾言之,可作一本书也。”这种沉痛之言出于一生的教训。

舒新城长在水乡,自幼喜划船。后来他一直生活在上海,成为出版家,这一爱好也因条件所限而渐渐荒疏。1934年10月,舒新城夫妇到苏州郊外的青阳港度周末。饭店门前是一条宽几十丈、水极清澈的河。饭店备有一种尖底船,桨有胫,可坐荡而周身用力。他们上午10点多入住后,11点即租船划了一个小时;下午3点又划了两个小时;晚上8点再划一小时。一日三划,算是过了一把划船瘾。次日白天出游,回来晚饭后又划一阵。第三天下午又划了半天,并且深入小港,串游水乡。两人此行感觉极好,当即商定每月各存10元工资,专门用于以后来这里划船。

阿英是藏书家,访书之瘾极大,居上海时,常到苏州买书。

阿英一般是清晨从北站乘飞快车,一个多小时后到达苏州,住定即雇车到城内察院场,这是个旧书铺云集的地方。阿英曾开列出他依次出入的店铺:文学山房、松石斋、存古斋、来青阁、适存庐、觉民书店、艺芸阁、宝古斋、灵芬阁、集成、勤益、琳琅阁、振古斋、欣赏斋,一路访书至饮马桥。至此一上午就耗进去了。中午到西园粥店或玄妙观吃点东西。下午从观前街的书摊扫起,后折入牛角浜,再回到庙后,雇车入牛东大街,访来晋阁老店。后折入大华书店,在店主家歇息片刻,然后去闾邱坊巷看书。最后,巡回玄妙观前的新书摊。

这一大圈逛下来,已是夕阳西下时。阿英带着收获的旧书,回到旅店,略事休息后,到上海粥店吃晚饭。一般是要一盆活虾,一样菜,一碗饭。饭后在街上溜达一圈,即回旅店。接下来便是灯下翻书,遇到佳作往往一气读下去,至酣然入梦。

陈群曾是汪伪政权的内政部长、江苏省长。南京沦陷时,满街都是旧书,无人问津。陈群便于这时开始收书,收了不下百万册。他将当中十多万册最精善的本子藏于家中,不时把玩欣赏。抗战胜利时,他整理所有家藏,编了目,写了数百封遗书后,才仰药自尽。藏书家黄裳称陈群“在汉奸中,算是作风特殊的,也可以说是一个畸人”。

袁世凯之子袁克文自小师从天津四大书家之一的严范孙,得其真传,真、草、隶、篆无所不通,无所不精,后大享书名。袁克文写字的一个独到之处,是不用桌子,把纸悬空,由人拉住两端,他在上面挥毫,竟然笔笔有力,而纸无损,这是一般书家很难做到的。他写小字也是如此,常常是仰卧在烟榻上,一手拿纸,一手执笔,凭空书写,并无歪斜走样之处,的确令人惊叹。当时上海的各种小报、出版物等,纷纷慕名请他题签。某次,有个叫陶寒翠的作者以其作品《民国艳史》请袁题写封面,袁一挥而就。小说出版后,作者送给他一本。袁一览之下,顿觉懊悔,原来书中不乏大骂其父袁世凯的内容。袁自此谨慎行事,不敢轻易应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