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堪的那维亚（第4/4页）

那么，什么是人生的真意义？这问题便是我们在奥斯陆峡湾的岛屿上所产生的感想了。今日很少人提及的希特勒曾试作歌剧，叙述日耳曼民族尚是初民“邪教”时受基督教徒传教的情节。可是作传者没有详述剧本内容。我们知道的则是他认为皮肤白皙金发碧眼的日耳曼民族（当然包括瑞、丹、挪人民在内）最有创造精神也最有出息，应较其他人种有更大的生存机会。这观念一经他提倡，就索性贯彻到底，甚至在他眼里贪婪丑陋的人种亦不妨将之斩尽杀绝。这样，他就完成了一生的使命。

也有人认为生活没有真切的意义，即使有，我们也无法知悉。18世纪苏格兰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即强调人类的知识不外从感觉（sensation）所获得，所以无法证实其真实性。有人提及全能的上帝创造完满的宇宙。休谟即反问，我们如何保证这不是一个“婴孩上帝”，初出茅庐地制造宇宙，结果是一团污糟，既不合理亦多费材料，以致他自己不堪回首，只好任之弃之？我们看到冰河遗下的痕迹，想到古生代的巨象，也甚可作这样的怀疑。

地理上的因素是推动人类历史的主要动力。在多少场合中有决定性的影响。现在很多历史家相信斯堪的那维亚的森林繁殖过甚，才引起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在其过程中也促进现代民族国家之成长，甚至影响到资本主义之展开。例如威尼斯人即为逃斯堪的那维亚的哥特族人（Goths）的侵犯，避难斯岛，发现无土可耕，无纤维可织，才锐意经商，既兼鱼盐之利，也以商法为民法，造成资本主义的基础。马克思也指出：威尼斯存积的资本，透过荷兰，而输入于英而美，促成该国家之成长。东亚大陆的情形则因戈壁瀚海，寸草不生，其周边也不能供应多量人口，一遇干旱，匈奴突厥就大举南侵，近千年来更有契丹女真，除了保持游牧民族的大量骑兵之外又控制一部分农业人口，更为患中原。针对这样的威胁，才有中国传统体制之绵延不断。中国的官僚政治初期早熟，在技术成长之前即强行中央集权，以至官僚集团之逻辑驾凌于实情和数目字之上，其阻碍现代化之情形，我已在各处指出。只是在欧美科技展开之前，也曾在体制上和文物上展现过光辉，总之也是出于生存之需要，当中联系着一个时间因素。

今日，则两种体制经过长期的琢磨，已有汇合的趋势。我们不能再强调优胜劣败，弱肉强食，也无法提倡劫富济贫（因为各国财富也是她们组织上之脐带）。因之只有互相激劝，增进彼此之同情和谅解。况且再瞻望亚洲腹地和非洲各国，很多地方仍是哀鸿遍野。这些地区之不安，即非人类之福。所以今日之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一方面企图保持近世纪来之局外中立，不愿参与超级强国政治，一方面又热心于国际和平运动，积极支持联合国，是出于今日“天下混同，区宇一家”之趋势下的警觉。也就是说，今后人类如仍企盼生存，则除了在技术上增进之外，群众生活之伦理标准亦不得不胜于往昔。

1991年1月9日《中时晚报》时代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