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二十海浬四十年（第2/3页）

在老街上见到了许妈妈。他们说，许妈妈是基隆的小姐，一九四八年嫁给了一个福州人，跟着新婚丈夫回黄岐见一下公婆，却从此就回不了家。六十年了，不曾回过台湾。

许妈妈一口福州话，闽南语已经不太会说。我问她，“那你还会唱什么台湾歌吗？”

基隆的姑娘点点头。

她有点害羞地开口唱。

我侧耳听——她唱的，竟然是日语。

问她这是什么歌，她说，是台湾歌呀，就是学校里教的“国歌”。

我明白了。她唱的是蔡新宗、柯景星那一代孩子每天早上唱的日本国歌“君之代”。对她而言，这就是“台湾歌”。

我更没法让你好好认识乌坵的林文彩了。

阿彩是福建莆田的渔家子弟，很多亲人在湄州岛。一九五一年，十三岁的阿彩跟着家人一共五艘船，运大蒜到厦门去的途中，被台湾的“反共救国军”机帆船包围，五条船连人带货抢了过来。

你说，啊，“反共救国军”是什么？就是一九四九年的内战混乱中，国共一路打到闽浙沿海，然后英雄和草寇就走到一路来了：有志气的游击队、失散了的正规军、不服输的情报员、无处可去的流氓、铤而走险的海盗，全部汇聚到反共的大旗下，以这些沿海岛屿为根据地，组成了游击队，突袭对岸。

在收编为正规的“反共救国军”之前，这些游击队没有薪饷，所有的补给必须靠陆上突袭和海上抢劫。“什么都抢，外国的也抢。”林文彩说。

一艘英国货轮经过台湾海峡，游击队劫船，就像电影里的海盗镜头一样，机帆船偷偷靠近，矫健的队员攀爬上甲板、潜入船长室，手枪对着船长的太阳穴，这条船就被劫持了。货轮押到马祖，卸下所有的货物后，放行。

“好多吃的东西，船上还有很多架飞力浦牌的脚踏车。”

林文彩不好意思说的是，抢了那一票以后，很多金门的部队都分配到一辆崭新的脚踏车！

阿彩家族五艘船上的人被分类处置：太老的，给一条船送回去。年轻力壮的，押到金门马上当兵。太小的，譬如林文彩，就留在乌坵，当游击队。

游击队里官比兵多。你可以自己给自己任命为大、中、小队长——反正，你能到对岸抓多少“兵”，你就是多大的“官”。

“十三岁就被抓来啦？”

“对，”林文彩说，“到乌坵，连个遮风遮雨的地方都没有，吃的也不够，每天都很饿，又想家，每天哭一直哭。”

“然后，”我问他，“那—─你是不是哭完了，一转身，就到对岸去抓别的小孩呢？”

“那当然。”他说。

“可是，”我一边设想那状况，一边问，“对岸就是你的家人和亲戚；你等于是回家去抓你亲戚和邻居的小孩？”

“对啊，”七十三岁的阿彩直率地看着我，“吃谁的饭，就当谁的兵嘛。

你十三岁你能怎样！”

游击队经常突袭。有时候，因为需要医疗，会把对岸村子里整个诊所抢回来，除了药品和设备之外，医师和护士，一并带回。

阿彩的游击队在突袭对岸的时候，也正是几千个年轻人从香港被送到塞班岛去接受空投训练的时候。美国中情局在马祖建了据点之后，游击队成为正式的反共救国军，由美国支持。一九五五年，这些游击队开始有了正式的编制，有了薪饷，停止了海盗掠夺。

在上千次的突袭中，牺牲的游击队员不计其数。“反共救国军特别勇敢。有一次，一百零五个人出去，”林文彩回忆说，“死一百零五个人。”

当年穿个短裤、腰间插把刀就敢游泳去冒死犯难的反共救国军，在时光的流转中，大多已凋零，还在的，也都步履蹒跚了。十几年来，老人家们一直在陈情、上诉，他们说，牺牲了那么多人，也罢了，我们只要求国家依照规定偿还从一九四九到一九五五年之间欠我们的薪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