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片“遭遇”之种种（第3/4页）

在空前的社会压力下，面对家藏老照片，连学富五车的周先生尚且惶恐莫名、不知所措，遑论那些一般的民众了。周先生文章中随附的老照片，还是后来从国外的亲戚处，一张张又陆续找寻回来的。（图二）

对那些自觉有“问题”的照片，在藏匿与销毁之间，还有一种折中的处置，那就是涂抹与剪裁。具体说来，便是将照片里的“问题”人物裁剪掉，或者对其面部做羞辱性涂抹，最常见的做法，是往脸上打“×”，以表示自己已经与照片上的人划清了界线。在1949年时代转换之际，“问题”人物主要是前朝的高官显宦、文化名流，像蒋介石、汪精卫、戴季陶（图三）、阎锡山以及胡适、周作人，等等。另外，被指为“叛徒”或犯了路线错误的中共领袖，像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等人的照片也在涂抹或剪裁之列。随着一波又一波的党内整肃，“问题”人物也随之增加，从高岗、饶漱石到彭德怀、黄克诚，再到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刘（少奇）邓（小平）陶（铸），都没能逃脱照片被羞辱的命运。

有位周颖女士，在第五辑《老照片》里讲述了他们家所存一张照片的遭遇。照片是“文革”前中央首长接见其父参加的某次会议人员的合影，一直镶在镜框里，挂在他们家书房的墙上。随着“文革”的深入，照片里的中央领导相继被揪出、被打倒。其父先是将照片从墙上摘下，收了起来，又担心造反派来抄家见到，说他没与党内那些大走资派们划清界限，整天为此提心吊胆。“忽然有一天，父亲又拿出了那张长长的照片，铺在桌上，看了很久，想了许久，然后拿起钢笔，把上面已被打倒的领导人挨个涂抹了。此后，只要广播里点一个人的名，父亲就用小刀刮掉一个（大概是觉得钢笔的颜色盖不住）。再后来，父亲反而不去刮了，因为打倒得太多了……”可能因为照片被“处理”得实在惨不忍睹吧，周女士才没将其拿来《老照片》发表。不过，假如哪里要建“文革”博物馆，这张遍体鳞伤的照片，是不可不想办法征集进去的。

图二 周一良先生与夫人邓懿女士的结婚照。这些被周先生在“文革”中亲手焚毁的照片，后来又从国外的亲友处陆续找回。

图三 这张1924年戴季陶与董竹君（上海锦江饭店的创始人）子女的合影，董竹君一直珍藏着。“文革”时红卫兵四处抄家，董竹君用墨笔涂掉了戴季陶的上半边脸，以备万一被抄出，也辨认不出照片上的人。后来这张照片虽然专门请北影厂原厂长、摄影家朱德熊修复过，但仍能看出被涂抹的痕迹。

著名学者谢泳曾向《老照片》提供过一幅常风先生1948年秋与北大朋友们餐聚后的合影（图四）。照片里的人物，除了常风，还有沈从文、梁实秋、冯至、朱光潜、俞平伯、杨振声、李长之等，俱为众所仰慕的饱学之士。其中站在后排最右边的那个人，是这次餐聚的召集者、北平怀仁学会的善秉仁司铎（神甫）。谢泳在文中说道：“善司铎的面部模糊不清，是因为‘文革’中常先生家人害怕这张外国人的面孔带来麻烦，而故意涂抹过的。”

常先生家人的担忧并非多余，那年月，随便一张与外国人的合影，便会招来“里通外国”的嫌疑。照片里，曾被鲁迅斥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1949年以后辗转去了台湾的梁实秋先生并没有被涂抹，尊容犹存，反而是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外国人惨遭涂鸦，可见当年与外国人“交往”的罪名有多可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