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病态的犹太恐惧症的兴起，1918—1933（第4/21页）

战败的震惊伴随着集体的不信任感，它们导致了一系列模糊了崩溃原因的否定，在恐惧、怀疑、隔离的氛围中，在民主的基础上重建这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的根基变得非常困难。因为战争不是在德国的领土上发生的，军队以相对良好的秩序返回国家，因此许多德国人相信军队从来没有在战场上被击败，而是在国内被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或者犹太人破坏的。那些最应该为失败受到谴责的将军们反而把自己的战败归因于失败主义以及国内的破坏。阿道夫· 希特勒将一些无形的力量归结为“十一月的罪犯”，他们被假定“在背后刺伤了德军”。

在紧随着德国战败的普遍崩溃中，除了旧的欧洲躺在废墟当中，几乎没有一件事是清晰的。战争吞噬了近200万德国人的生命，而且造成了更多的永久性伤害。一代年轻人在欧洲的战场上流血而死，存活下来的人因为战争的经历留下了永久的创伤，缺乏心理上的资源，这些资源却是建立稳固而和平的社会所必需的。出自战败的创伤，出自权威古老象征的消失，暴力、国内冲突、极端主义的年代到来了。战后的混乱一直延续到20世纪20年代，并且在1929年的大萧条中被重新点燃。以这种动乱为背景，人们必然发现政治的病状在增长。和在欧洲其他地方一样，在德国，一代政治极端主义者在政治的舞台上游荡，寻找着救世主式的领导人，他能够把他们从战场无意义的牺牲中拯救出来，恢复已经和古老权威一并消失的集体目的感。

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带来了以国际共产主义形式出现的世界革命。正像在俄国一样，工人和士兵组成的委员会在德国出现，最初是在1918年10月下旬，基尔的水兵发生暴动，然后在整个德国蔓延。在柏林，人民代表委员会宣布自己是新政府的行政分支；在慕尼黑，独立社会党的库尔特· 艾斯纳得到工人、士兵、农民委员会的支持，他宣布成立社会主义共和国。俄国革命的再现似乎即将到来，然而事实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被夸大了，因为德国不是俄国。在俄国，城市的工人阶级比德国的工人力量在比例上小得多，他们在正规的工会阵线方面也缺乏技巧，也缺乏富有技能的工艺传统，而这些都使得德国的工人先天具有更加保守主义的特征。工人、士兵、农民委员会的激进主义很快得到了多数派社会党，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社会民主党的控制。他们由小心翼翼的工会主义者领导，这些人包括弗里德里希· 埃伯特、菲利普· 谢德曼、古斯塔夫· 诺斯克，他们对意识形态毫无兴趣，甚至对为了共产主义去颠覆社会秩序更无兴趣。他们拥护社会民主，主要聚焦基本的生活议题，这些议题包括更高的工人工资、更好的社会福利、更好的工作条件。在统治精英崩溃期间，权力暂时移交给社会民主的力量，尤其是社会民主党（多数派社会党）。1919年1月，他们击溃了唯一一次革命左翼发动的严重暴动，发起者是卡尔· 李卜克内希和罗莎· 卢森堡领导的斯巴达克斯党。但是，社会民主党这么做，得到了军方及其法西斯雏形的自由军团的帮助。自由军团抵抗着德国社会的共产化和民主化。弗里德里希· 埃伯特与传统军事精英的魔鬼协定可能挽救了温和的社会主义者，使他们摆脱了共产主义革命的极端行为，但是它也注定新的、在魏玛正在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短命。埃伯特最初同意不干预军队传统的结构；他不知道的是，这也使得他的党没有能干预行政部门、大学、大型公司的传统保守主义秩序。这些机构和集团厌恶民主进程，它们成为企图毁灭民主共和国的右翼保守主义极端分子的聚合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