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 苏联议会的最后日子（个人亲身的经历）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倒台、苏共解散、苏联部长会议辞职，以及俄罗斯的实权已转移到俄联邦总统叶利钦的手中，这一切不能不改变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命运。1989年选举产生的、任期五年的新一届苏联议会只走完了它不到一半的历程。

早在1990年，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就已宣布拥有主权，但在当时这并不表明它们要从苏联分离出去，来自这些国家的人民代表仍继续参加苏联最高苏维埃和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然而，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垮台之后，形势发生了变化。8月23～30日期间，许多加盟共和国不仅重新宣布本国的独立地位，而且决定要从苏联分离出去，并相应地终止本国的人民代表在苏联议会中的活动。波罗的海三国率先做出了这样的决定，戈尔巴乔夫对此无动于衷，而叶利钦却于1991年8月24日签署了关于承认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的独立地位的命令。当时俄外交部的一些官员曾试图劝阻叶利钦不要采取这样的行动，他们主张通过谈判来解决问题，这涉及保护俄罗斯族居民在波罗的海国家的权利问题、退伍军人问题、军事基地、雷达站和海军军事基地的命运，以及其他与成千上万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此外，外高加索、北高加索和摩尔达维亚等地区的形势也日益严峻，并随时有可能演变成军事冲突。在此情况下，苏联议会的工作变得越来越困难，几乎已不可能开展正常的工作，我本人于1989年被选举为苏联议会代表。

即使是在1991年7月，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还都没有预见会发生如此戏剧性的事件。7月末至8月上旬，在克里姆林宫召开了几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然后我们一直休假到9月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在基斯洛沃茨克市最好的疗养院中休假，当时在此度假和疗养的有大约20名苏联人民代表。8月19日上午，在得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立的消息后，我们就聚集到疗养院的大厅中来交换意见。同一天，最高苏维埃通知我们不要擅自返回莫斯科，也不要接受媒体的采访。

由于我当时是苏共中央委员，因此是苏共中央将这一消息通知我的。当时被召回莫斯科的只有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人民代表皮沃瓦罗夫。直到8月25日早晨，我们才从电视节目中了解到了莫斯科发生的一切，并于当天晚上回到了首都。

1991年8月2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召开，此次大会并不是由阿纳托利·卢基扬诺夫主持，有人通知我们说他已经辞职，会议是由民族委员会主席拉菲克·尼沙诺夫主持的，卢基扬诺夫则和其他代表一起坐在大厅中。我们当中的许多人对此感到莫名其妙和不知所措，而更多的代表则表现得十分激动和愤慨，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了那些已经被捕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而是为了苏共的命运。参加此次会议的还有苏共中央书记瓦连京·法林和亚历山大·扎索霍夫，戈尔巴乔夫也曾几次到会，但在他的简短发言中既没有介绍任何新情况，也没有提出任何新建议。这些会议召开时并没有制定明确的议事日程，国内外的许多记者都参加了会议，他们提出的绝大多数问题都可以归纳为一个内容，那就是“是否要保留苏联？”在本次大会的第一次会议上，成立了由来自摩尔曼斯克州的工程师亚历山大·奥博连斯基领导的调查政变原因和过程的委员会，此人不久前已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反对派。同时，还成立了苏共活动情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由来自彼尔姆州的纸浆造纸联合工厂的厂长瓦连京·塔塔尔丘克担任。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关于取消卢基扬诺夫的人大代表豁免权问题，他不久前还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而如今却已陷入被人孤立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