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林琴南书（第2/3页）

对于第二点，当先为三种考察：（甲）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乙）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意？（丙）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请先察“北京大学是否已尽废古文而专用白话”。大学预科中，有国文一课，所据为课本者，曰模范文，曰学术文，皆古文也。其每月中练习之文，皆文言也。本科中，有“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中国古代文学中，“古文学”，“近世文学”。又本科、预科皆有“文字学”，其编成讲义而付印者，皆文言也。有《北京大学月刊》中亦多文言之作。所可指为白话体者，惟胡适之君之《中国古代哲学史大纲》，而其中所引古书，多属原文，非皆白话也。

次考察“白话是否能达古书之意”。大学教员所编之讲义，固皆文言矣，而上讲坛后，决不能以背诵讲义塞责，必有赖于白话之讲演，岂讲演之语必皆编成文言而后可欤？吾辈少时读《四书集注》，《十三经注疏》，使塾师不以白话讲演之，而编为类似集注、类似注疏之文言以相授，吾辈其能解乎？若谓白话不足以讲《说文》、讲古籀、讲钟鼎之文，则岂于讲坛上，当背诵徐氏《说文解字系传》，郭氏《汗简》，薛氏《钟鼎款识》之文，或为编类此之文言，而后可必不容以白话讲演之欤？

又次考察“大学少数教员所提倡之白话的文字，是否与引车卖浆者所操之语相等”。白话与文言，形式不同而已，内容一也。《天演论》、《法意》、《原富》等，原文皆白话也，而严幼陵君译为文言。小仲马、迭更司、哈德等所著小说皆白话也，而公译为文言。公能谓公及严君所译高出于原本乎？若内容浅薄，则学校报考时之试卷、普通日刊之论说、尽有不值一读者能胜于白话乎？且不特引车卖浆之徒而已，清代目不识丁之宗室，其能说漂亮之京话，与《红楼梦》小宝玉黛玉相埓，其言果有价值欤？熟读《水浒传》《红楼梦》之小说，能于《续水浒传》，《红楼复梦》之外，为科学哲学之讲说欤？公谓“《水浒》、《红楼》作者均博极群书之人，总之非读破万卷，不能为古文，亦并不能为白话。”诚然，诚然。北京大学教员中，善作白话文者，为胡适之、钱玄同、周启孟诸君，公何以证知非博极群书，不能作古文，而仅以白话交藏拙者？胡君家世汉学，其旧作古文虽不多见，然即其所作《中国哲学史大纲》言之，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钱君所作《文字学讲义》、《学术文通论》，皆古雅之古文；周君所译之《域外小说》，则文笔之古奥，非浅学所能解。然则公何宽于《水浒》《红楼》之作者，而苛于同时之胡钱周诸君耶？[1]

至于弟在大学，则有两种主张如左：

（一）对于学说，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与公所提出之“圆、通、广、大”四字颇不相背也。无论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二）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讲授，以无背于第一种主张为界限。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挟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离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譬如公曾译有《茶花女》、《迦茵小传》、《红礁画浆录》等小说，而亦曾在各学校讲授古文及伦理学，使有人诋公为以此等小说体裁讲文学，以挟妓、奸通、争有夫之妇讲伦理者，宁值一笑欤？然则革新一派即偶有过激之论，苟于校课无涉，亦何必强以其责任归之于学校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