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1章 摸底（第3/4页）

“不错。立宪者，国家有一定之法制，自元首以及国人，皆不能为法律以外之行动，人事有变，而法制不变；贤者不能逾法律而为善，不肖者亦不能逾法律而为恶，国家有此一定之法制以为之主体，则政府永远有善政而无恶政，病民者日见其少，利民者日见其多，国中一切事业，皆得自然发达，逐年递进，循此以至于无穷，则国可富强。而在立宪国，则富强实为易事，而谋国者难莫难于立宪之初，易莫易于立宪之后。初立宪时，官吏犯于故习，士民惮于更张，阻力至多，进行至苦，譬之火车搁之于轨道之外，欲其移转尺寸，用力至多，费时至久，或仍无效；及幸而推入轨道，则机轮一转，瞬息千里矣。我国人无虑富强之难也，惟虑立宪之难已耳。立宪之后，自然富强，故曰：欲求富强，先求立宪者。而欲求立宪，先非求君主不可。”

“法美两国皆为共和，亦复皆行宪政，则中国于共和国体之下，实行宪政，怎么就不行呢？”黄韵芝听了杨度的话，问道，“为什么非要改共和而变君主呢？”

“试问夫人，法美两国民众，有举兵以争大总统的事情吗？”杨度笑了笑，反问道，“我想夫人知道，没有。我还想问夫人，为什么法美两国民众没有的事，而我国却有呢？这是不是证明了我和瀚之说的，中国民众在这方面，是不及美法民众的呢？”

黄韵芝没有回答，而是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

曾经受革命思想影响而加入了“女子铁血暗杀团”的她，现在显然认同了杨度的说法。

“故非如今日专制之共和，无术可以定乱。夫宪政者，求治之具也。中国将来竞争大总统之战乱，不知已于何时？后来之事，思之胆寒，方备乱之不遑，而何有于政治？故非先除此竞争元首之弊，国家永无安宁之日。计惟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之地位，庶几足以止乱。孟子言定战国之乱曰：‘定于一’，予言定中国之乱亦曰：‘定于一’，彼所谓一者，列国并为一统；予所谓一者，元首有一定之人也。元首有一定之人，则国内更无竞争之余地，国本既立，人心乃安。拨乱之后，始言致治，然后立宪乃可得言也。世必有疑改为君主之后，未必遂成立宪者；予以为不改君主则已，一改君主，势必迫成立宪。共和之世，人人尽怀苟安。知立宪亦不能免将来之大乱，故亦放任而不为谋；改为君主以后，全国人民又思望治，要求立宪之声，必将群起，在上者亦知所处地位，不与共和元首相同，且其君位非由帝制递禅而来，乃由共和变易而成者，非将宪政实行，先以为收拾人心之具，亦不能不应人民之要求也。且既以君主为国本，举国上下，必思妥定国本之法，则除立宪又无他术。在上者为子孙万年之计，必图措之至安，若用人行政，犹恃独裁，斯皇室易为怨府，其道至危；欲求上安皇室，下慰民情之计，皆必以宪政为归。故自此而言之，非君主不能发生宪政；自彼而言之，又非宪政不能维持君主也。若谓立宪之制，君主不负责任，必非开创君主所能甘，是则终无立宪之望。不知凡为英主，必其眼光至远，魄力至大，自知以专制之主，而树功德于民等无论若何丰功伟烈，终有人亡政息之一曰；不如确立宪政，使人存政举者，人亡而政亦举，所造于国家较大也。”

“至哉斯言。”杨朔铭笑着看了看被杨度说倒了的爱妻，在心里也禁不住佩服杨度的辩才。

可能是发觉到了自己在这个场合谈这些有些不太合适，杨度看了看杨朔铭夫妇，没有再就着这个话题说下去。

此时的他，在心里已能够确定，自己已经摸到了对方的底。

“上一次来得急，没有好好的看看京城的风景。”杨朔铭从车窗向外望去，看到远处修整一新已经拆掉了瓮城只留下了城门楼的北京前门，有些感慨地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