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7章 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第3/4页）

此时在会场上，一些学者们正在侃侃而谈。

“他们军阀赞成自治的作用，无非是想利用‘自治制宪’这块金字招牌，好拿来对抗某一方面，或应付任何方面，诚意本来是没有一点的。不过他们军阀虽然没有诚意，我们人民却可以拿出要求自治的诚意去顺应他。他既然可以利用这个名义来遂他的私图，人民又何尝不可以利用他的私图来谋群众的公益。”

“湘事糟透，皆由于人民之多数不能自觉，不能奋起主张。有话不说，有意不伸。南北武人，乃得乘隙凌侮，据湖南为地盘，括民财为己橐。往事我们不说，今后要义，消极方面，莫如废督裁兵，积极方面，莫如建设民治。自民国成立以来，名士伟人，大闹其宪法国会总统制内阁制，结果只有愈闹愈糟。何者？建层楼于沙渚，不等建成而楼已倒。如今大乱初勘，三千万人，人人当发言，各出独到之主张，共负改造之责任。”

“如果湖南的事，还是由几个湘籍司令主持，这是‘湘官治湘’，决不可认为是‘湘人治湘’。”

“要‘自治’就不要依赖‘官治’，要谋‘湘人自治’，就不能依靠那些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政府和特殊阶级的少数人是不一定能够替我们全体湘人谋福利的，我们还是要去‘自求多福’才是。”

“换言之，真正的湖南自治，意即在湖南实现真正的‘民治’，也就是我湘民三千万人，人人当发言，人人要发言。”

“我们将要起草的所谓省自治根本法，不就是湖南群众心里所急欲创造的那部省宪法吗？省宪法的性质，是规定省的组织，省政府各部门——即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的关系和省政府与人民的关系的。人民对于宪法上的要求，最重要的便是看怎么样规定政府与人民的关系，因为民权的消长，只须争此一点，这一点争不到手，或是所得不满意，旁的事便没有话说了。”

听了学者们的讨论，坐在那里的梁启超不由得连连点头，心里满是欣慰之意。

他知道，自己为湖南自治所做的一切，背后有着湖南民众的觉悟为支撑。

在“驱除张唐”胜利之日，参与请愿驱除张唐的湖南士绅学子就已经意识到，政治问题不能仅仅只有政治方式解决，想要改造政治，必先努力改造社会的认知。如今的湖南知识界，已经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军阀和武人的身上，而转而寄望于民众的觉醒和社会自救。在这方面，在场的学者们的意见其实是一致的。

正因为有了这种外省军阀靠不住，本省军阀也靠不住的觉悟，湖南人民已经意识到，要想摆脱战乱过上好日子，必须要“自求多福”，要三千万人起来实现“民治”的觉悟。

而要使“湖南自治”产生法律上的效力，而令南北军阀势力无法可说，首要之务就是必须制定基于三千万湖南人意志之上的“湖南宪法”。基于这一认识，湖南诸公共团体集体向省政府请愿，要求尽快制定湖南人自己的宪法：“此次湘人治湘……欲求自决与自治出于正当之轨道，舍湖南人民自制宪法，更无他道之可循。”

除了为阻止南北军阀势力争夺湖南之外，湖南的知识阶层还希望这部宪法能够起到保障民权的作用。这就要求民众广泛地参与到宪法的制定过程中来。为了唤醒民众的宪政意识，湖南大公报还专门刊文《民权不是送来的》，即旨在唤起民众参与宪法制定的热情。文章说：“湖南人，你们都醒了么？你们在这战乱的日子里所受的痛苦——政府的压抑、议会的愚弄、官吏的敲剥、兵匪的荼毒，哪一样不疾首痛心？趁着这个大法初创的时机，你们就应该要想着：一、我们人民为什么没有权？二、蹂躏我们民权的人，为什么那样横暴？由此推想，我们要怎样伸张民权和怎样去抑制民权的蹂躏者的方法，便可以在宪法上想出来了。我们想出了方法，还须得要把这方法制成条文，安放在宪法内面去，做一个永久的保障。这些不利于特殊势力阶级——官僚政客武人资本家——的方法，拼命去争恐怕还不容易得到圆满的解决，闭目静坐如宗教徒之祷告上帝赐福音，哪里有希望呢？我们在这里再正告湖南人民一句话：‘民权是争来的，不是送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