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7章 川南一霸（第3/4页）

苛捐杂税和预征田赋的搜刮办法仅仅是一方面，由于刘文彩早年有丰富的经商经验，所以，他的敛财手段，除了多如牛毛的苛捐杂税之外，还另有一手，即利用自己的权势，经营垄断投机贸易牟取暴利。

刘文彩刚一上任，便出资50000银元兴办“义和”银号，而仅仅不到两年时间，50000元的本钱就翻了好几个滚，回到了刘文彩的钱柜中，到了1924年，“义和”的规模已经极为庞大，本金突破百万，并且很快攀升到一千万，并在重庆、自贡等城市开设分号。经过刘德升仔细认真的调查，他认为刘文彩的“义和”一开始做的是“正经生意”，“是正常经营，以存款、放贷和汇兑为主要业务，兼做一些贸易”，但“没能做多久，随着政坛风云的急剧变化，刘文彩的经营性质发生了根本变化。”

刘文彩利用“义和”开始不择手段地捞钱，经营业务全部纳入投机贸易领域。本来是做“正经生意”的刘文彩这时转而从事“地下经济”，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投机商。

经过历时半年多的调查，刘德升等人得知，为了达隐蔽的目的，刘文彩要求：“决定不用‘义和’的招牌，改换若干个各地不同的牌名，仍以宜宾为总号，内部统一管理，以便于隐蔽财产，做到下网快，起网快，结束容易，且在结束时不造损失。业务经营只注重囤积、贩运、销和变相高利贷。”以求最大限度地追求短期敛财效果。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刘文彩硬性规定各商号“只许赚钱，不许亏折”，年利率不得少于百分之五十，规定“囤积不限资金，经营不择手段”，达成这一“盈利”目标的基本办法，则是靠买断货源来垄断囤积，譬如设在叙府的“长发元”商号，把药材中常用的、大宗的、价平的品种如当归、天麻、半夏、川芎等，在云南、川西等地买断货源，囤积待价，有时弄得各地药商只好仰承“长发元”供应，用这种手段，刘文彩囤积的药材等土产，牟利最多可达百分之八十。除药材、山货之外，刘文彩依靠兄弟的枪杆子和手里大量的赋税，垄断的产业还包括食盐、棉花、高利贷等。在刘文辉的防区内，几乎所有赚钱的行业，都能看到刘文彩这只官商一体的垄断巨鳄的存在。

刘德升在给经济调查局的报告中不无悲愤的写道：“有权力开道，刘文彩在商海任意驰骋，普通商人根本无力与之抗衡。刘文彩做起药材生意，‘德顺生’、‘富元亨’等十余家药号便不能不垮台。刘文彩做起航运生意，‘植丰’轮船公司、‘合众’轮船公司就不能不关门。官商于自由竞争之害，刘文彩堪作一例。”

但刘德升通过调查知道，苛捐杂税也好，囤积居奇也罢，其实都不如刘文彩在川南的鸦片生意赚的钱多。

刘文彩还有一个兼任的职务，叫做“川南禁烟查缉总处”处长。该职务的责任，本来是响应北京政府1923年的一项决议——自1923年起，在两年之内禁绝国内的鸦片。

但刘文彩任职期间的做法，却不是积极禁烟，而是积极地利用自己川南最高禁烟长官这个身份，大做鸦片生意。刘德升记录刘文彩贩烟的基本手段是：“在防区内辖有的五十余县，按县的大小，分设禁烟查缉处或所，各县乡镇还设有禁烟盘查分所，专门征收烟税，推销‘公土’。表面禁烟，实则大开烟禁，以至于川南烟馆之多，骇人听闻。同时，其还为了进一步垄断鸦片运售，通令所属防区设立‘官膏栈’，限定日期，强迫私商存烟，以低价卖给‘公家’，然后又以‘公土’名义，高价转卖给公私烟馆，让瘾民公开吸食，藉以敛财。对于产烟区域，每届秋末冬初鸦片下种时，则派员分赴各地，督促当地团保向烟民‘劝种’，对不愿种烟者，则加重征收‘懒捐’，并强迫下种，然后将其所收集的烟土，勾结上海烟商、流氓制造吗啡……”也就是说，刘文彩实际上是以禁烟的名义，在川南辖区建立了一整套的“鸦片专卖制度”，由刘文彩一人独自垄断川南的鸦片贸易，据一些知情人士称，刘文彩甚至一度包销了西南各省鸦片产量的三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