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汉文帝母子怎样发迹（第5/6页）

而对位高权重的两大势力，宗室与功臣，刘恒的另一手段是“拆分”。刘恒登位之前，依西汉王朝旧例：拥有封地的诸侯以及贵戚们大多居住在长安，而他们的日常开支，则是由其封地提供，如此一来开支巨大不说，长安更成了功臣宗室们相互串通的场所。所以刘恒登基后的第二年十月，即发布诏令，以节省开支为由，命令所有驻长安的列侯贵戚全部返回封地，不得在长安停留。这样做的意义，不止在于减少了国家开支，更重要的是，如陈平、周勃等功臣宿将们，也因此羽翼大削，其亲信大多被调离身边，原本盘根错节的势力，渐成了孤家寡人。正因如此，刘恒这个皇帝，才从此开始“硬气”了起来。

而相比于上述这些看似冠冕堂皇的政策，真正对汉文帝一生执政有着重要意义的，却是一个小人物和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奏疏——公元前174年，28岁的贾谊上《治安策》。

贾谊这个人，在后世很有名，但在当时只是个小人物。而他的《治安策》，在当时也并未被看做很重要的奏疏，可就是这封奏疏，指向了汉文帝所伤脑筋的大问题：诸侯尾大不掉的问题。这封奏疏很长，核心内容是：同姓的诸侯王和异姓的诸侯王一样不可靠，而且是有实力的必然会想到造反，实力越强造反越快。兴兵讨伐是下策，那样会造成战争，破坏生产和国家稳定。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诸侯的封地尽可能地拆分，分封给他们的子孙们，削弱他们的势力，如此日久天长，才能彻底解除诸侯国的威胁。

贾谊的奏疏得到了汉文帝的赞赏，但这毕竟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方略，一下子推行是不现实的。在汉文帝在位期间，他少部分地推行了其中一项，却是极其重要的一项。

即在公元前164年，趁齐王过世的机会，将西汉诸侯王中势力最强大的齐国辖下的70多座城池，一口气拆分成了7块，分封给齐王诸皇子。这个行动看似平常，但10年以后，他的儿子汉景帝刘启一定会感激老爹的英明举动：10年后的七国之乱里，正是由于实力最大的齐国早被拆分，才降低了汉帝国的平叛难度，汉朝的政府军也是通过先平定齐地的方式，最终将叛军一网打尽。

汉文帝的这些政策，虽然说不动声色，可还是引起了反弹，比较著名的就是他在位时期济北王刘兴的叛乱，首开同姓诸侯王反抗中央政府的先例。之后曾与他争夺皇位的淮南王刘长也举兵造反。两次叛乱先后被镇压。而刘恒也采取了看似宽容的决策：刘长3个儿子非但没有获罪，反而承袭了父亲的爵位，偌大的淮南国被一分为三，刘长本人也未获死刑，只是被发配到蜀中地区。

虽然小有反弹，但汉文帝的苦心没有白费，他在位时期，诸侯膨胀的势力得到了遏制，功臣勋贵们的地位也遭到了削弱。他渐渐地树立起自己的威信，掌握了汉帝国的真正权力。

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对比是：作为诛吕功臣的周勃，在汉文帝早期即位时位高权重，甚至汉文帝即位之前，还专门派使者到京城拜见周勃。可汉文帝登基为帝后，周勃身为丞相，经过汉文帝迁移列侯，掌控军权等政策，其势力大为削弱。后期汉文帝向他问话，偶有答对不当之处，他甚至“汗流浃背”。这时期的汉文帝，才是真正意义的皇帝。

三

有关汉文帝在位时期的种种政绩，史家的赞誉笔不绝书。比如他继续休养生息政策，倡导节俭，多次削减赋税，发展生产。对地方诸侯势力进行遏制，强化中央集权，恩养功臣勋贵，收拢国家权力。同时修订律法，减少苛刻条文，尤其是废除了从西周开始的“肉刑”，使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走向了文明化。他治下的西汉王朝，生产得到恢复，国库得到充实，中央威权得到加强，百姓安居乐业。犯罪率方面，最少的时候，全国每年断案只有40起，是中国封建历史上著名的“和谐社会”。然而相比之下，他对于整个西汉王朝影响最大的政策，却是两个：一是废除用传制度，二是军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