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晋代察举之变迁

由魏入晋,士族门阀势力扶摇直上。经济上,先后出现了品官占田荫客制、士人免役制和品官封锢山泽制,保障士族官僚存身和发展的经济条件。文化上,士族名士清谈玄理、虚无放诞,并形成了独特的礼法门风和生活方式,以这种意识形态维护其高贵的社会地位。政治上,少数权贵高门世据要津,执掌权柄,成为皇权以外的最大亲缘身份性政治势力。与之相适应,王朝选官上九品中正制与清官入仕迁转之途的配合,成为士族成员获取官职与权力的康庄大道。“以名取人”和“以族取人”的结合,取士面向士族名士,成了王朝选官的主导倾向。由之,承汉而来的察举选官制度,其地位与作用继续下降。但是,专制皇权和官僚政治的维护者,仍然在努力挽救察举的颓势;察举制度本身,仍然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发展。下面,我们首先对晋代察举以及相关的太学试经制度的有关变迁加以叙述。

一、察举特科

西晋初年,社会由三国鼎立状态进入了暂时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努力及其结果,多少带来了一点向上的气象。王朝对恢复汉式的官僚政治秩序颇为关注。在选官方面我们看到,此期王朝对振兴察举曾经给予了相当的重视。

这种重视首先就表现于频繁的特诏察举之上。例如据《晋书·武帝纪》,咸熙二年十一月,“令诸郡中正以六条举淹滞,一曰忠恪匪躬,二曰孝敬尽礼,三曰友于兄弟,四曰洁身劳谦,五曰信义可复,六曰学以为己”;泰始四年十一月,“诏王公卿尹及郡国守相,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泰始五年十二月,“诏州郡举勇猛秀异之才”;泰始七年六月,“诏公卿以下举将帅各一人”;泰始八年二月,“诏内外群官举任边郡者各三人”;太康九年正月,“令内外群官举清能,拔寒素”;太康九年五月,“诏内外群官举守令之才”。又《晋书·范粲传》:“元康中,诏求廉让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计资,以参选叙……时张华领司徒,天下所举凡十七人。”《晋书·任旭传》:“永康初,惠帝博求清节隽异之士,太守仇馥荐旭清贞洁素、学识通博,诏下州郡,以礼发遣。”《晋书·杜夷传》:“怀帝诏王公举贤良方正,刺史王敦以贺循为贤良,夷为方正。”

以上为西晋时期特诏察举之例。这种察举,第一是为军事需要而举,如“勇猛秀异”、“将帅”之科;第二是为政事需要而举,如“贤良方正”、“任边郡者”、“守令之才”之科;第三是为擢拔寒门俊才而举,如“淹滞”、“寒素”之举。特举与岁举本是互相配合的,岁举以取常规人才,特举以取特种人才,以补常科之不足。

晋初之屡诏特举,并非例行公事。《晋书·马隆传》:“泰始中,将兴伐吴之役。下诏曰:吴会未平,宜得猛士以济武功。虽旧有荐举之法,未足以尽殊才。其普告州郡,有壮勇秀异才力杰出者,皆以名闻,将简其尤异,擢而用之。苟有其人,勿限所取。”晋武帝兴特举,其意正在“以尽殊才”,满足王朝对各种特殊人才之需要。

贤良对策制度,兴于汉代。曹魏明帝之时,于太和四年十二月和青龙元年三月两次诏举贤良,但均未见对策之事。晋武帝则恢复了贤良对策之法。《晋书·阮种传》:“是时西虏内侵,灾眚屡见,百姓饥馑。诏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举贤良方正直言之士。”据《晋书》之《阮种传》、《郤诜传》、《挚虞传》等,对策时武帝所问有“王道之本”、“戎蛮猾夏”、“文质因革”、“咎征见作”、“刑政不宣”、“经化之务”、“移风易俗”等等重大问题。据《郤诜传》,武帝策问时有言,“朕获承祖宗之休烈,于兹七载,而入未服训,政道罔述。以古况今,何不相逮之远也?虽明之弗及,犹思与群贤虑之,将何以辨所闻之疑昧,获至论于谠言乎?”这颇能反映晋武帝忧患图治之情,以及对贤良对策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