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历史与个人（第3/29页）

1936年4月17日，日本陆军大臣寺内寿一在内阁会议上提议增兵华北。会议当场决定强化中国驻屯军。18日发布陆甲第6号军令，确定将中国驻屯军的编制升格为独立兵团，增加兵力6000人，达到8400人。司令官也由少将级升为中将级。日本学者记述此事时说：“阵营非常整齐。步炮兵三个团的混成旅，据估计可以压制中国军的六个师。于是在兵力上，可算是获得了安全感。”

但与中国军队相较，还是显得兵力过少。

驻守北平、天津、张家口、保定地区的宋哲元二十九军有4个步兵师、1个骑兵师、5个独立步兵旅以及保安团队，兵力达10万余人。日本在华北的驻屯军虽然由2000人增加至8400人，也只有1个旅团、2个联队和炮兵、骑兵等部队。而且分布在北平、丰台、通县、天津、塘沽、唐山、滦县、秦皇岛、山海关之北宁线上。

野心与兵力是一对矛盾。军队与军队也是一对矛盾。

驻屯军嫌兵力少，想入关的关东军同样感到兵力不足。1933年以后，也不得不决定改用政治手段谋取华北。关东军要介入华北，驻屯军心情矛盾。它视华北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想一手独揽，不让关东军从中插手。所以当关东军决定派土肥原贤二到华北活动时，在天津的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不客气地表示拒绝。谁实力强谁就嗓门大。这条定律在日本军队里照样管用。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蛮横地坚持说：“由天津司令官负责建立新政权是妥当的，但其中应包括关东军的希望。”硬把土肥原作为关东军的希望“借给”了驻屯军。

土肥原不负关东军之望。如果说板垣征四郎是东北汉奸之父，那么土肥原贤二就是华北汉奸之父。他在天津建立了特务机关处，自任特务机关长；拼凑旧北洋军阀的所谓“北洋派大同盟”，以图打乱北方政局，为日本势力渗入创造条件。他先后拼凑段（祺瑞）、吴（佩孚）携手和段（祺瑞）、溥（仪）联合，后来被日本收买的石友三，抗战不力、暗中通敌的韩复榘等人，都和土肥原贤二交往甚密。

他也不是一点钉子没碰。在天津先拉吴佩孚，不成，便拉孙传芳。孙传芳也对记者指斥日本阴谋，声明不做傀儡政权首领。

孙传芳不做，吴佩孚不做，宋哲元却差一点儿做，后来汪精卫真的做了。

帝国主义真的来了，连北洋军阀都不做傀儡，整天喊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北洋军阀口号的汪精卫，却真正做起了帝国主义的代理人。

中国历史上一直充满这种深奥莫测令人难解的哑谜。

有意思的还是那个孙传芳。他大斥日本帝国主义，本想壮举报国，结果却被人义举报父。11月13日，这位前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总司令，在天津居士林被施从滨之女剑翘暗杀。剑翘之举是为父报仇。其父施从滨1925年11月被孙俘虏斩首。

施从滨之女要尽孝，孙传芳便不能为国尽忠了。

中国自古忠孝不可两全。

老北洋军阀难以拉动，土肥原的工作重点逐步转向了宋哲元。

最初的收获，就是成功地鼓动了宋哲元抵制南京政府的币制改革。

1935年11月3日，国民党中央宣布实行币制改革，白银国有化。这一改革是由美国1934年实行的购银法案引起的。该法案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为了避免白银外流，蒋介石决定白银国有，不许民间使用白银货币，而以法币代替白银，为全国统一货币。

中国的币制改革遭到日本的强烈反对。由于担心这一改革会加强中国的经济统一和政治统一，于是日本称这个改革为“暴举”。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甚至声称要对此采取断然措施。日本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