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革命还是毁灭：沉重的小说（第7/10页）

许地山的这些小说突出地写了一个“命”的问题。加陵和敏明是平静而幸福地共赴湖水的。商人妇一生悲苦，却说：“眼前所遇底都是困苦；过去，未来底回想和希望都是快乐。”《换巢鸾凤》中女主人公唱道：“但愿人间一切血泪和汗点一洒出来就同雨点一样化做甘泉。”《黄昏后》中的丈夫就仿佛妻子没有去世时一样地生活。《缀网劳蛛》则借尚洁的口，说出了许地山的人生哲学：

就像蜘蛛，命运就是我的网，蜘蛛把一切有毒无毒的昆虫吃入肚里，回头把网组织起来。他第一次放出来的游丝，不晓得要被风吹到多么远，可是等到粘着别的东西的时候，它的网便成了。

他不晓得那网什么时候会破，和怎样破法。一旦破了，他还暂时安安然然地藏起来，等有机会再结一个好的。

他的破网留在树梢上，还不失为一个网。太阳从上头照下来，把各条细丝映成七色；有时粘上些小水珠，更显得灿烂可爱。

人和他的命运，又何尝不是这样？所有的网都是自己组织得来。或完或缺，只能听其自然罢了。

听其自然，平静地对待生命的阴晴圆缺，这是许地山对待现实苦难的办法。但是并不消极，这种平静中皆蕴蓄了一种反抗。加陵和敏明的投湖，商人妇的寻找奔波，都包含了对某种现实价值的否定。《缀网劳蛛》最后写道：

园里没人，寂静了许久。方才那只蜘蛛悄悄地从叶底出来，向着网的破裂处，一步一步，慢慢补缀。它补这个干什么？因为它是蜘蛛，不得不如此！

许地山小说里的宗教不是一种色彩，而是一种灵魂。在革命和毁灭之间，他指出了一条忍辱负重、默默抗争之路。这条路一向被认为是消极的，人们只肯定许地山的反封建内涵，欣赏他作品中的异域情调，赞扬他曲折的情节和贴切的比喻。但是，如果真正体会到1921年中国的乱世滋味的话，也许有人会问，是不是只有革命或毁灭两条路？爱和美当然是救不了中国的，那只会更加误事。那么对于广大的既非革命者又非反革命者的民众来说，包括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内，辛苦工作，顺应命运，是否也算一条可行之路？

不管算不算一条路，反正1921年以后的中国，选择了革命。中国人为什么一定要选择革命？让我们从一幅最生动的中国人画像中去找找答案。

1921年12月4日，北京《晨报副刊》的“开心话”专栏出现了一篇奇文，叫做《阿Q正传》。作者似乎要切“开心话”之题，在文章的名目，立传的通例，传主的名字、籍贯等问题上反复纠缠考辨，极尽调侃之能事，大有“后现代”的解构主义风采。可是人们读了却又感觉难以畅怀大笑，因为分明感觉到这篇不像小说的小说似乎是在讽剌什么。但又摸不准是在讽剌什么。看上去处处可乐，摸上去却处处有刺。副刊的主编孙伏园也觉出不很“开心”，于是从第二章起，便移到“新文艺”栏目中去了。

小说写的是一个叫阿Q的人，姓名、籍贯、历史都不可考，没有家，没有固定职业，只在一个叫未庄的农村里做各种短工。这个人很有意思，既看不起未庄的人，也看不起城里人。他头上长了些癞疮疤，因此便忌讳音、义相近的字。他经常挨打，但心里一想这是“儿子打老子”，便心满意足了；甚至打自己两个嘴巴，认为是自己在打别人，也同样心满意足。他被人打了后，也会去欺负更弱小的尼姑，以博得众人的哄笑。阿Q的思想“其实是样样合于圣经贤传的”，严“男女之大防”，但他有一次突然向赵太爷家的女仆吴妈求欢，结果被连打带罚一顿。人们从此都不雇他做工，连他一向看不起的小D也敢跟他打架。阿Q生计成了问题，于是偷了尼姑庵的三个萝卜后便进城去谋生。回来以后因为带了许多新闻和旧货，地位又高了起来。但人们慢慢打听出他不过是小偷的帮手时，又对他“敬而远之”了。辛亥革命以后，阿Q也幻想参加革命，以便报复、分东西和女人。没想到赵老太爷家的秀才和钱府的假洋鬼子已经都“革命”了，并且不准阿Q革命。阿Q只好幻想去县里告状，让打他的假洋鬼子“满门抄斩”。没想到赵家遭了难，阿Q被当作犯人抓进衙门，稀里糊涂地审问过后便判了死罪。而未庄的人们却不满足，因为他们认为枪毙没有杀头好看，而且犯人“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