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四 莫干山（第4/7页）
白云山馆正面前即是那个梯形园庭。莫干山多竹，但我们园里竹不多。除枫树外，有松有杉；杉有柳杉、刺杉两种，我同膺白都喜柳杉之似柏树而不喜刺杉；后知刺杉方是有用之材，始恍然树亦不可以貌相，遂谨谨培养。白云山馆是山上最整洁一个园庭，主人自任花匠，他从书房出来，即在园中修枝剪树，高者搭梯而上，亦不假手他人。石工木匠是膺白最喜接待之来宾，上门必有生意。可能一不知二不晓，工人来拆某一间房顶，或改某一处行道，我欲参末议而已不及。建筑是膺白最喜的消遣，亦即我家最大漏卮。白云山馆楼梯下空处做成壁橱，有三个方向，分七个门，放碗盏、报纸、雨鞋、煤油灯、蜡烛台，各有定所，均其得意之作。
浙西的农村有丝茶之利，本称富裕，但我们所居属武康县——武康是浙江省一个三等县，所属山乡皆地瘠民贫。我们每次游山所遇乡村老小，大概都不读书。上面述过我们一个宿愿：“终老山间，读书为乐”，这次竟在无意中做到。一日，膺白又和我谈到我们另一个志愿：这志愿形成于民十四（一九二五），我们在北京郊外香山，熊秉三（希龄）先生请参观其所办“慈幼院”，慈幼院的学生都是孤儿。膺白那天演说第一句谓自己是个不满七岁丧父的孤儿。参观回来，我们讨论慈幼院，念着这许多孩子和将来他们在社会上的立场，如何成家立业？我记起一件事：清末我由母校派在保定教过半年书；保定府仓门口的女学校，即后来河北第二女子师范，最初是以育婴堂的女孩子组织而成。那时河北省还称“直隶省”，保定是省城，一个方伯（藩台如后之民政厅长）增韫，将自己的女儿送到这学校读书；他是旗人，有氏无姓，育婴堂的孩子亦无姓，他的女儿和这些孩子同以“钟”字排行，不分彼此。在那时女子不定入学校，入学而与孤儿排行取名，这位方伯是非常人。我们固主张革命排满，对这样的事与人，应超出政治种族一切而起敬的。这位增方伯在辛亥革命时正为我们浙江巡抚。幸而膺白告诉我，当时问其自愿，一家平安送出省境的。
我同膺白曾经商量过：我们将来做些什么事以贡献于社会？二人都同意“不拘一格”。因此我们立了一愿“受诸社会，报诸社会”，但视需要，没有成见。至此，他提议在乡村尽一点力，从义务教育着手，我立刻赞成怂恿，乘自己健康，可多加一分心力。我们决定尽量用自己的力，方符报答之意。在开始进行时，我向膺白表示我的决心和服务方法：他空闲，不需要我时，我不插嘴；他无暇，事情需要我，我决不卸责。这工作在二十个年头中，四分之一时间在膺白生前，一切宗旨规模由他手定，其余四分之三时间在我手。经过抗战，力不从心，事倍功半，我将在后面《战后之莫干农村》章中自白。此处记膺白所开倡之事，先节录感忆录中郑性白、张镜心二先生文，说明他躬与其事的经过。郑、张二人都是我们工作同仁。
郑性白《黄先生与莫干小学》如下：
“我从小没有父亲，家境困难，除母教外，全靠国家和社会的培植。近年常居莫干山，每次经过乡村，总看见许多小孩，或逗留道旁，或嬉戏山间，一无所事，这当中不知耽误了多少聪明有为的青年。我国自古以来，成功的将相以及各种大学问家，多半是穷乡僻壤的农家子弟，在这样山清水秀的莫干山四周的乡村中，正不知蕴藏着多少聪敏可造的儿童，但是他们的父母都无知识。在国民教育还不能普及的我国，眼看着他们又得学着他们的父母，岂不可惜。把一个国家建设在这样的国民身上，又岂不危险。回想吾幼年曾受社会的帮助，现在也应做些社会事业，这也是应尽的义务。所以我在购买山上五百零九号房子的一年，同时在山麓的庾村也买了十几亩园地，想将来在那里办一个小学，同时做一点改进农村的工作。在一年以前，因为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主办乡村改进很有成绩，就托黄任之先生物色一位办学并主持农村改进的人，但至今尚未找到，无形中又搁了一年多。不意‘九·一八’和‘一·二八’事变相继发生在南北，邻国的谋我愈急，国事日非，所以我想要为社会尽一点义务，也得趁这还有可为的时候了。”这是吾们故主席校董黄膺白先生在“一·二八”事变定后对吾一番很恳切的谈话。四月下旬开始选择办学的适宜地点，因为庾村已在一年前设有乡村小学一处，想在山麓其他方面另择一未有学校的地点，但多是山村，人口稀少，交通又不便，后来查得庾村学龄儿童有一百多人，而在学的只二十人左右，曾去参观了一次，在上课的不过十一二个学生。据校长说，开办时也曾有三十几个儿童入学，后来都中途辍读了，家长都不明了子女求学的重要，实在没法办理。从他的说话里，可以知道这个学校还没有适合于村民的要求，我把这个情形报告先生之后，先生为审慎计，决定亲自做一次视察。在隔日我陪着先生步行到庾村，走进西面山谷里的一个小村叫做莫干坞的，看见许多天真烂漫的儿童在溪边玩着，先生问他们空着为什么不去读书，他们只低下头去微微一笑。后来碰着一位老者，先生就和他谈话起来，知道这个小村子里也有三十几户人家，大约有二三十个儿童，都还没有上学。先生问他为什么小孩子都不读书？他说：“庾村虽然有一个学校，但是在汽车站外面，小孩子走过车站总不大妥当。况且我们农家的孩子读这些洋书也没多大用处，要想自己请个教师来教他们又没有钱，也请不到好教师。”先生问：“那么要是我请一个教师来教他们怎样？你们村子里有没有房子可以办学校的？”老者说：“那当然好的，那面这个庵（手指着一箭路外的白云庵）倒是六开间门面的房子，要是可以用，那么学生上课和先生住的地方都够了。”说到这里他才想起问：“先生你尊姓？是哪里来的？怎么这样好？肯请教师来教我们的孩子读书？”待我替先生向他说明来历之后，那老者惊讶地叫了一声：“原来是黄部长先生。”一种虽未见过面而景仰已久的神态毕露在面上，就此到庵里去商量着怎样修理校舍，怎样招收学生等问题。后来先生对吾说：“你看他们望儿女读书的心是如此之切，我们赶紧筹备，决在最短期内开学，你一个人先教授起来，让他们早一天有得读书也是好的。”第二天清早，先生手里拿着一张图来对吾说：“我昨夜半夜睡不着，我想办学校总得建筑几间校舍起来，一方面兼作将来改进农村的办事处才好。我已拟了一张校舍草图在这里，你把它誊清一下，就给营造厂估价，我想最好在举行开学典礼的一天，同时行奠基礼。”一所五年来很觉适用的校舍，就是这样脱稿在先生半夜的不睡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