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 塘沽停战协定（第2/13页）

南京汪院长赐鉴：自热河失陷以后，一般人颇冀抗日战线立定脚跟，进一步编成较有把握之抵抗线，同时交涉方面亦将得有相当进展。乃月余以来，各方团结未能实现，不惟较有力之抵抗线未能编成，而所谓立定脚跟之初步亦未做到。睹芳泽之来去情形，似交涉亦尚在绝对僵局。近且寇入益深，军力将竭，平津之失与不失，只恃敌之来与不来，情况如此，断非依违不决所能渡过。先生于国事万分严重之时，由欧返国，毅然以国家存亡为己任，牺牲精神洵足以昭示国人。惟念时不再留，需为事贼；昔人云：“议论未定，兵已渡河”；前事不远，可为殷鉴。今日和战大计，亦惟有及吾人之身，乘可为之时，决然自负，一切毁誉皆所不计，个人利害亦所不计。抱全民忍辱一时之决心，以求伸于他日，战国时之勾践，其先例也；欧战时之德意志，亦其先例也。不然，则须根本计划破釜沉舟，与敌作殊死之抵抗；盖昌以为现今之所谓抵抗，仍在轻描淡写之径途中。顾名思义，先生为中枢之责任者，假定平津失陷，华北沦亡，千载后记史者，必书为先生执政时事，甚为先生惋惜也。事急矣！先生宜如何断然处置，或协同人以为之，尚祈早日裁酌。永昌夙夜忧虑，不暇择言，冒昧奉陈，惟希鉴宥是幸。徐永昌叩号。（廿二、四、廿）

徐先生电末附言：“曾于四月十日上蒋先生一电，意思略同此。”后又有上蒋先生电如下：

南昌蒋总司令钧鉴：日敌反复进扰华北，实已入于最严重时期，昌曾就一得之愚，迭向何部长诸君言之。兹更撮陈，幸赐垂察。今日偏重外交者，咸言国际颇倾向我，我若一旦与日妥协，必致尽失与国。永昌以为国联之一时不能解决中日纷争，犹之我中央日前不能解决川刘之争，其势正同；使当日刘文辉不自挣扎其自存之计，此时已入枯鱼之市矣。故军事不必恃有外交，同时外交亦不必以军事为可恃，所谓两恃之则两失之。日人今有宣言谓将进至密云、玉田之线，而揣测者即谓为不到平津之表示，此真无异于张仪之欺楚，绝不可靠。今专就军事言，我军今已不胜敌人之压迫，渐撤至密云、玉田之线矣。即以前日所规定固守平津最近之白河线言之，屈指可战之兵才七十余团，而阵线长过四百余里，以屡经挫折之兵一团守六里战线，昌以为决不胜任。如中央决守平津之线，则最后之打算，不可一日再缓，所以昌主白河线万一不守，平津两处须早为守城准备也。虽然，我大军若退过平津之线，即等于华北整个沦亡，人心失所依据，其促成第二满洲国亦意中事，所以决不放弃平津者此也。或谓日人得平津无办法，不知我失平津更无办法；盖仅就收入一项言之，已足制我死命，正如杀人者固不得了，而被杀者先不得了也。总之，平津失则华北亡；或谓平津纵失，亦不过一时，然数十万败兵一旦退下，人心何以维持？财政何以敷衍？昌以为其困难将万倍于不退平津，尚祈钧座千万注意。昌为此事，在平日夜焦思，昨于平绥车中属稿，筿日回并拍发，合并附陈。徐永昌叩筿。（廿二、五、十七）

以上两份电稿系抄稿给膺白，膺白看到在何时我不得知。徐次宸先生是政整会（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简称政整会）委员之一，十余年后他充当盟军在密苏里军舰接受日本投降的中国代表。两个电报对当时实际军事政治情形，说得很为透彻。

胡适之先生的文，题曰《保全华北的重要》，载《独立评论》五二及五三合期（廿二年六月四日），我录自黄君坦所作《塘沽协定始末记》（未刊）。曾在纽约获得胡先生面允引用，文曰：

我们的国家现在已到了一个十分严重的时期，不能不平心静气的考虑我们所处的局势，然后决定我们应该采取的步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