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老子扒粪（第3/4页）

这还只是总公司的纸面查账。要全面弄清川路公司的账目，必须将总公司的账与上海、武汉、宜昌及北京四家分公司的账相比对。因此，1910年7月，查账组开始派人奔赴各地，没料想其间上海股灾爆发，查账任务愈发艰巨复杂。

查账的艰难，除了内部管理混乱所致外，还因为川路股本多来自从农民手中强征的“租股”，川中7000万百姓，号称人人皆是股东，而这些租股又是靠设在各地的租股局负责征收，点多、线长、面广，更是漏洞百出，一地鸡毛。

“被当股东”

川路开办之初，中央政府批准的筹款方式为四种：官本之股、公利之股、抽租之股、募集之股。抽租之股就是所谓的“租股”，由政府强行摊派到农户头上，随粮征收，是四种筹款方式中唯一获得公权力保障的，因此也最为稳定。

修建铁路的劳工与四川千万承受租股的小民一样，他们永远是沉默的大多数。

四川号称“天府之国”，也如同号称“鱼米之乡”的江南一样，“能者多劳”，农民负担远比一些欠发达地区更重。甲午战争和庚子事变两项赔款，四川就分摊到每年200多万两，仅略低于广东，位居全国第二。此次，为了建设铁路，租股的负担又是每年200万两，要从农民口里一粒米一粒米地夺食。正如四川留日学生在《川汉铁路改进会报告》中所说，四川的千万百姓并无股东之能力，而是在绅商们所把持的政府公权高压下，强迫为之。这份留日学生编撰的报告，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租股之害，莫大于扰民；租股之弊，莫甚于中饱。”各县的租股局已经成为事实上的第二衙门，四川的基层政权基本被他们架空或控制，大清朝廷则莫名其妙地成为民意痛恨的对象，为土豪劣绅们背上了一口沉重的黑锅。

当时南充等地出台的土政策是，将股份再切小，除了50两的大股外，还设了5两的小股，以便农民们积少成多后兑换大股。但即使5两的小股，农民们也往往得花费数年时间才能攒够，在这之前，只是由征收员出具白条小票，上面写明已收多少，待凑成股数后再换发股票，而未发股票前则不给利息。当农民凑成“小股”（5两）后，只是换发一张“另票”，依然不给利息。而省里是按照各县的总额下发股票，并按照股票的数额下发每年6厘的股息。如此一来，大量农民散户的股票滞留在租股局手里，为管理租股的那些不是干部的干部们提供了大好的机会，坐吃利息。

四川总督赵尔丰在发现租股利息被中饱鲸吞后，曾经专门出具公文查禁：“查定章，无论何项股本，一律给息，路成后复与分红……似此名实乖违，弊端百出，若不从严整顿，无以昭大信而释众疑。”他还亲自查处了一批干部，但他的个人努力在官僚机器的强大化解之下毫无成效。他本人反而得罪了全川的基层干部，埋下了日后被残酷处决的伏笔。

修建铁路本是仁政，但如同宣统年间的种种改革仁政一样，在官僚机器的运作之后都成了猛于虎的苛政。

四川籍干部、财政部科员（度支部主事）杜德舆在呈送给都察院的报告中，痛陈川路租股的危害。按规定，如果农民收入不足，只能纳粮而无力购股，则不可强行征收租股。但是，根据杜德舆的调查，州县干部在征粮时，往往将租股以“铁路捐”名义先行收缴，然后才征缴正粮（农业税），贫困的农民因此总被安上抗粮的罪名，“鞭笞棰楚，监禁锁押”，“以此卖妻鬻子、倾家破产者不知凡几”，因此，农民“之视铁路不以为利己之商业，而以为害人之苛政”。

根据一位回川奔丧的留日学生记载，因政府将收取租股的任务委托给农村的“痞子能人”，这些人专以逢迎官长、欺压乡愚为事，征收租股既然按照土地计算，正好借此为收受贿赂、报复仇怨之手段。强大而毫无监督的公权力，为乡村的痞子们提供了巨大的寻租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