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围城（第2/5页）

早在5月份保路运动刚刚兴起时，同盟会就在成都四圣祠法政专科学堂开会，确定自己的定位、立场和方略。会议决定要“以保路为推倒满清的工具”，通过“鼓动股东大会，组织革命军”，明确提出将“离间官民”作为重要的工作手段，“故意领导民众，拥戴蒲、罗诸人，暴动于省城之中”。同时，到各地“提挈人民，组织民军，共同革命”，“各以数百或数千人，割据州县，或进攻成都，包围于省城之外”。这次会议之后，同盟会更是广为结纳各色人等。

同盟会要推动的是两股力量，一是以立宪派为主的保路者们，他们在明处，打着冠冕堂皇的合法斗争旗号；二是会党势力，他们在暗处，磨刀霍霍。

保路派在同盟会眼中是“蒲（殿俊）、罗（纶）恐未足与谋”，因此，每遇会场中立宪派提出软弱无力主张时，同盟会的人就大肆反驳，鼓动群众进行反对，“极言国有弊害，政府恶劣”，使人人知清廷之不可恃，非革命不可，以高调的言论博得喝彩。这极大地推动了社会情绪的激化，很容易与民众情绪形成共鸣。“每演说时，愤激不顾前后，则群众欢迎；若瞻前顾后，研究办法，则群众极为不满”，冷静、客观、公正的考量早已成了“卖国”的代名词，那些为了川民争取最好、最现实解决方案的川籍京官们却纷纷被激进的老乡开除乡籍，把保路运动弄成了一种带着恐怖气息的、一言堂的零和游戏。

同盟会不惧发生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吾人岂甘坐以待毙？必当死中以求其不死。何以得不死，则革命之策也。吾果革命，则川汉铁路吾自集股，吾自建筑。何畏他人制我死命，何用他人越俎代庖？”

同盟会在随后召开的新津会议和罗泉井会议上，明确提出要与会党加强联合，伺机夺取并巩固同盟会在联合战线中的领导地位。

新津会议，曾被说成是同盟会主持的四川会党大聚会。川东南哥老会四方九成团体首领聚集新津，“承谋举义”，商定“各回本属、准备相机应召，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下成都，则先据川东南，扼富庶之区，再窥进取”。

资州罗泉井会议，后来更是被当作是四川革命乃至整个辛亥革命的伟大转折点，是“同盟会把保路运动转变为反清民主革命斗争的第一个具体步骤”。这次会议的参与者据说有龙鸣剑、王天杰、陈孔白等同盟会会员及秦载赓、侯保斋、张达三、罗子舟、胡重义、侯国治、孙泽沛、胡朗和等川西南各路“大爷”。会议决定，组织同志军，利用保路名义开展武装暴动，并详细规划了粮饷、军纪、枪弹、情报等细节，划分了势力范围：秦载赓、侯宝斋主持川东南起义工作，张达三、侯国治主持川西北起义工作。

根据日后主流史家的说法，这次会议后，四川各地的革命就在保路运动掩护下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而保路运动的罢市、罢课、罢工也是这个会议的成果。在号召夺权的《商榷书》发表的同时，地方政府得到情报显示保路派（实际是隐藏其中的同盟会）将于9月中旬大举动兵，这其实也是赵尔丰抓捕其首脑人物的主要动机。

但是，已经有学者考证发现，这次里程碑式的资州罗泉井会议居然纯系子虚乌有。其唯一的史料只来自同盟会会员唐宗尧、胡恭先合著的回忆文章《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不仅孤证无考，而且文中涉及的细节充满了难以自圆其说的漏洞及矛盾。其中的与会者们，有的甚至还在监狱中被关押着，无论时间、地点、议程、决议等都难以经得起严谨的推敲，基本可以认定为是一部充满革命浪漫主义的虚构作品，而绝非史料。

尽管关键部分都是虚构的，主力武装也是地方的会党势力，这并不妨碍同盟会将“同志军”的历史地位上纲上线，甚至将同志会、同志军的缔造都归功于自己。四川同盟会会员曹叔实日后说：“四川保路同志会和四川保路同志军，实为吾党辛亥革命军之始……该会为同盟会所酝酿而开，该军亦为同盟会所组织而成，而为辛亥革命之起点也。”相比之下，孙中山要客观多了，他说：“若没有四川保路同志会的起义，武昌革命或者要迟一年半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