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和阿里乌斯派的没落(380—381 A.D.)（第2/2页）

皇帝怀抱希望，想要从正统教会的教士集会中找到真理和智慧，于是在君士坦丁堡召开宗教会议(公元381年5月)。150名主教参加，会议顺利进行，没有任何困难和延迟，完善了在尼西亚会议中建立的神学体系。“神子”的本性是三位一体的第二神格，然后在自然的类推下，扩展并转移到第三神格。各教派的主教与教徒因对此有不同见解，所以才在4世纪引发了极为狂暴的争论。[30]打倒阿里乌斯教义获得胜利的对手，对于一些受尊敬的神学家提出的非常暧昧而模棱两可的说辞，觉得应该加以解释，以坚定正统教派信徒的信心，谴责失去民心和矛盾百出的马其顿教派。他们也曾经有过担心，如果容许圣子与圣父同质的说法成立，就好像认同有三个神存在。但最后他们还是发布了全体一致同意的文件，承认圣灵有相等的神性，从此神秘的教义被基督教世界所有民族和教会接受。与会人员在感激和尊敬之余，一致同意让狄奥多西担任主教，在宗教代表大会中的位阶列为第二等。[31]他们对宗教真理的认识，通过传统来保存，通过神启来传达，但无言的历史不容许君士坦丁堡的神父运用个人权势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在这样一个时代，神职人员从纯洁的使徒模式中可耻地走向堕落，越是毫无价值和腐化败坏的事物，越在主教集会中引起关注和带来骚扰。许多对立的利益和习性引发的冲突和动乱，激发出神职人员难以控制的情绪，支配他们行为的主要情绪是对金钱的贪婪和对信仰的争论。这批高阶教士现在大多推崇狄奥多西圣明的正统信仰，他们审慎适应教条，观点一再变换，在教会和国家不断的改革声中，用君主的宗教来律定自己应该逢迎的信仰。皇帝只要暂时停止施加他的影响力，骄傲、憎恨和厌恶这些荒谬而自私的动机，就会出现在被盲目推动而显得乱哄哄的宗教会议中。在君士坦丁堡会议召开期间，米利提乌斯因病去世，这是结束安条克分裂的最好时机，可以使得他的老对手保利努斯能在主教职位上平稳度过任期，而且保利努斯的志行高洁，信仰虔诚，无懈可击。但是由于他的理念一直受到西部教会的支持，宗教会议的主教决心要让因不和而造成的伤害延续下去，就迅速任命了一个犯了伪誓罪的候选人。[32]这样做并没有损及东部自以为是的尊荣，圣子的死亡和复活就是最好的例证。对于西部的教会则不然，像这种偏颇不公而又杂乱无章的会议程序，逼得参加集会态度严肃的成员，不是提出异议就是退出会场。扰攘不休的多数派仍旧是占有战场的主人，就好像拿黄蜂或鹊，与一群鹤鸟或鹅来相比，只不过是吵闹的场面缩小而已。

对于正统教派的猜疑之心油然滋长，那些顽强的异端分子和带有恶意的无信仰人士，用怀有偏见的手绘出宗教会议不堪入目的图画。诚挚的历史学家凭着他的名气，将有益世道人心的训谕传给后代子孙，不让迷信和偏颇发挥效用，使得抱怨寂静无声。他是那个时代信仰最虔诚、口才最犀利的主教之一，是教会的圣徒和博士，是惩治阿里乌斯派异端的皮鞭和支撑正统信仰的梁柱。他也是君士坦丁堡会议的首要成员，在米利提乌斯死后执行主席的职责，这位伟大人物就是格列高利·纳齐安赞。他受到了粗暴和苛刻的对待，[33]事实证明他不仅毫不退缩，反而提起了全副精神振奋士气，使会议能够发挥最大功能。为了确定圣职的权利要求，大家毫无异议一致通过，君士坦丁堡主教必须来自人民的推选和皇帝的批准。

格列高利很快自食苦果，成为恶意和嫉妒的受害者。东部的主教一直尽心追随着他，现在看到他处理安条克的问题太过温和，在恼怒之下不再支持，把他丢给反对派的埃及人。这些人对他当选的合法性始终争吵不休，坚持已作废的教规，那就是禁止任意调动主教的职务。格列高利为人谦逊，但骨子里却极为自负，不愿让人以为他是出于野心和贪婪才与反对者发生争执，于是带着几分气愤公开表示放弃对教会的管理。要知道这个教会是他费尽千辛万苦才得以恢复和建立的。他的辞职(381 A.D.)为宗教会议和皇帝所接受，好像是理所当然之事，这倒是出乎他意料。就在他希望能享受胜利果实时，主教宝座落到元老院议员涅克塔里乌斯手中。这位新任大主教具有平易近人的性情和德高望重的品格，在很偶然的状况下受到推荐，为了使他赶快先办理受洗的仪式，只有延后举行就任圣职的典礼。格列高利有感于君王和高级教士的忘恩负义，再次退隐到卡帕多细亚不为人知的偏僻之地，以作诗和祈祷度过生命中最后的8年时光。他的名字被加以圣徒的头衔，他具有慈善的心胸[34]和高雅的才智，反映出格列高利名声和事迹的灿烂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