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篇 中国国防论之始祖（第2/10页）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也。故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民不畏危；

毛奇将军《普法战史》第一节，论普法战争之原因，曰：“今日之战争非一君主欲望之所能为也，国民之意志实左右之。顾内治之不修，党争之剧烈，实足以启破坏之端，而陷国家于危亡之域。大凡君主之位置虽高，然欲决心宣战，则其难甚于国民会议，盖一人则独居深念，心气常平，其决断未敢轻率。而群众会议，则不负责任，易于慷慨激昂。所贵乎政府者，非以其能战也，尤贵有至强之力，抑国民之虚矫心，而使之不战。故普法之役，普之军队仅以维持大陆之和平为目的，而懦弱之政府（指法）适足以卷邻国（自指普）于危亡漩涡之内。”

此节毛奇所言，盖指法国内状而言也，拿破仑第三[1]，于俄土奥意之役，虽得胜利，仅足以维持其一时之信用，而美洲外交之失败，国内政治之不修，法国帝政日趋于危险，拿破仑第三欲自固其位，不得不借攻普之说，以博国民之欢心，遂至开战，故毛奇曰“懦弱之政府”云云。

《普奥战史》第一章摘要，自拿破仑之亡，普人日以统一德国为事，所持以号召者则民族主义也。顾奥亦日耳曼族也，故普奥之役，时人谓为兄弟战争，大不理于众口，而议会中方且与俾斯麦变为政敌，举前年度之陆军预算而否决之。1866年春夏之交，普人于战略政略之间乃生大困难，盖以军事之布置言，则普国着手愈早则利愈大，而以致治之关系言，则普若先奥而动员，微特为全欧所攻击，且将为内部国民所不欲。（西部动员时，有以威力强迫始成行者）普王于是迁延迟疑，而毛奇、俾斯麦用种种方法仅告成功，苦心极矣。数其成功之原因，则一为政府之坚忍有力，二为平时军事整顿之完备，三为军事行动之敏捷，卒能举不欲战之国民而使之能战。

案：本节文义甚明，所当注意者为一“民”字，及一“令”字，民者根上文国家而言，乃全体之国民非一部之兵卒也。令者有强制之意，政府之本领价值，全在乎此。

案：正式之文义，例子亦不胜枚举，兹特举普法战役之例，以见国民虽有欲战之志，而政府懦弱不足以用之，卒至太阿[2]倒持，以成覆败之役。特举普奥战役之例，以见民虽不欲战，而政府有道，犹足以令之，以挽危局为安全，可见可与之死，可与之生两句，绝非寻常之叠句文字。与民死，固难（普奥之役之普国）。与民生亦不易也（普法时之法国）。

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广狭死生也；

案：观下文天地孰得之语意，则知此所指，乃天时地利之关于国防事业者，曰阴阳，曰寒暑，曰远近，曰广狭；皆确实之事实，后人乃有以孤虚旺相等说解天字，而兵学遂入于神秘一门。神秘之说兴，而兵学晦矣。（另有说）而不知《孙子》时固未尝有此说也。

时制云者，时，谓可以用兵之时，制限也，谓用兵有所限制也，如古之冬夏不兴师之谓。日俄之役必择正二月中开战，预期冬季以前可以求决战等类是。

将者，智信仁勇严也。

克劳塞维茨《大战学理》论军事上之天才文，摘译如下。

细论：（甲）勇

战争者，危险事也，故军人第一所要之性质为勇：

勇有二：一为对于危险之勇，一为对于责任之勇。责任者，或指对于人而言，或指对于己之良心而言。兹先论第一种对于危险之勇。

此勇又有二：有永久之勇，有一时之勇。永久之勇，为不惧危险，此则或出于赋禀，或成于习惯，或由自轻其生命而生，要之皆属于恒态，永久的也。

一时之勇，由积极之动因而生，若名誉心，爱国心，及其他种种之感奋而出者是也。此种之勇，要不外乎精神之运动，属于情之区域，为非恒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