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铁骰子转起来（第3/9页）

德国实际上没有能力进行类似的修正。自从年轻的德皇威廉二世在1890年辞退首相俾斯麦后，在续任首相之中没有人敢质疑德军总参谋部的作战计划，更不用说挑战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首相贝特曼–霍尔威格在自我辩护词中写道：“如果文官试图阻碍一个经过深思熟虑制订的作战计划，而且该计划被描绘成绝对有必要，那么文官将必须承担难以承担的责任。如果这个作战计划后来失败，文官的谨慎将会被认为是失败的原因。”由于贝特曼政府的胆小怕事，即使他们发现军方的计划导致可怕的政治风险，他们也没敢去干预军方。没有更好的例子能说明俾斯麦制造的政府机器有缺陷，俾斯麦走后，德国政府就没有了俾斯麦的强大手腕和杰出智慧去制衡权力，于是德国政府变得无力应付20世纪局势的危险性和复杂性。

异常孤独的施利芬有一个假说，德国的敌人不仅企图打败德国，而且企图毁灭德国，因此德国必须采取极端手段，只有处于极度痛苦的人才能构想出施利芬那些极端手段。夺取荷兰和比利时的铁路和公路不仅是值得的，而且是必须的。只有夺取这些目标，才能拯救德国；不夺取这些目标，将增加德国的危险。施利芬写道：“如果我们让中立的圣洁蒙蔽了双眼，在贝尔福至蒙梅迪（Belfort–Montmedy）一线发动攻击（对面是法国的堡垒阵地），顷刻间，信奉现实主义原则的敌人就会采取不道德的手段，从比利时、卢森堡的南部穿过，从我们的右翼包抄过来，最终包围我们。”当然，这个“不道德”的敌人就是法国。施利芬的主导原则是：如果德国拒绝从邻近的中立国获取好处，法国将高兴地抓住机会从邻近的中立国获取好处。

入侵比利时、荷兰的代价，施利芬有些考虑，但担忧不多；他的大部分考虑放在如何让入侵计划更加切实可行上。德军右翼的外缘在扫向巴黎的过程中，将在40天内跨越200英里（约320公里）的敌人领土，必须打败沿途遇见的所有敌人。步兵只能用脚走完这段路途，每个士兵背负70多磅（32多千克）的装备，可以想象士兵每前进一步都会感受到多一份的沉重。如果马拉的大炮跟不上前进的步伐，如果数十万大军所需的大量粮食、饲料、补给跟不上前进的步伐，如果大军前进过程中的秩序无法维持，整个战役就会陷入混乱，在敌人的炮火下崩溃。

施利芬估计他的计划需要90个师的兵力来执行（德国在1905年时有60个师）。他推断出一个结论，即使德军右翼确实想办法抵达巴黎，由于沿路过于艰辛，德军的实力将耗尽，机动性也会大减，难以再挥师向东打一场决定性的大战役，而最后这一场东线大战役才是整个计划的最终目的所在。他在酝酿作战计划时曾写道：“在德国人抵达索姆河（Somme）或瓦兹河（Oise）之前，他们将像前辈征服者一样发现自己由于缺少兵力而难以完成大业。”他退休后依然不停地用类似的问题折磨自己。据说，1913年1月，奄奄一息的施利芬，在死前有过一次极为短暂的清醒，他挣扎着说道：“那肯定是一场搏斗。必须保持右翼强大！”

年轻的毛奇，有与施利芬相似的一面，带着一股书生气，喜欢自省；也有不同于施利芬的一面，除军事外，还有许多其他领域的兴趣（他是一个有成就的大提琴演奏家，跟随妻子练习神秘的宗教仪式，把歌德有关机动性的著作介绍给普鲁士人而受到好评）。他不仅继承了施利芬计划，而且复制了施利芬的妄想。1911年，他决定不入侵荷兰，因为他认为这样做既不必要也不明智。一方面，德国为了进攻法国，根本没时间去打败荷兰。另一方面，德军无力在向巴黎进发的过程中，同时抵御来自北面的攻击，并且保持不败。另外，毛奇又说，德国需要中立的荷兰作为自己的“气管”，源源不断地获取给养。他这样说，说明他开始怀疑整个作战计划的可行性：一个只需要6周就结束的战役，根本不需要准备什么气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