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1月至7月18日

柯尼希斯瓦特 1944年1月1日,星期六

直到黎明,保罗·梅特涅才到家。圣诞树在塔蒂阿娜的房内点亮,我们以香槟及果酱馅饼庆祝新年及她的生日,烧掉写有新年愿望的小纸片,喂苏格兰犬“雪莉”吃很多点心——后果惨不忍睹!

现在我正在收拾行李,准备搭午夜列车回柏林。

柏林 1月2日,星期日

母亲陪我坐车到马林巴德车站,雪下得很大。火车照例迟到。我们在冰库似的车站里坐了一小时。正当火车驶进站时,空袭警报声响。本来搭夜车就是希望能够避开每晚几乎都会发生的空袭,还是逃不过;一大早抵达柏林。我在一片漆黑中走错了车厢,里面挤满从巴尔干半岛返国、东倒西歪的士兵,个个仪容不整,大多脸上蓄着几个星期没刮的大胡子。他们立刻开始整理头发,穿衣服。后来一位女性稽查员叫我换车厢,但因为飞机还在头顶上飞来飞去,我决定留在原地,接受母亲每次在信中讥称为“穿蓝衣的勇敢男孩”(可能是她在某廉价小说里读来的)的保护。她必须冒着空袭坐车赶回柯尼希斯瓦特,令我担心;我也替车上的乘客担心,因为火车在雪地上会非常显眼。不过盟军飞机显然有更重要的目标待炸,我们平安抵达莱比锡,正好赶上另一班火车。

到柏林城郊时,火车又受阻四个半小时。多处铁轨被炸坏,火车必须轮流等待通过。有些乘客变得歇斯底里,从窗口爬出去,决定步行。我留在车上,终于在下午3点抵达安哈尔特车站,接着发现一辆开往沃伊什街、仍在行驶的巴士。

据我观察,柏林和我在五周前离开时比较起来,变化不大,倒是整洁了些,街道上的残物多已清扫干净。我们家那一区比我经过的其他区域都糟,因为有两枚空雷分别落在吕措大街两边,第三枚正中屋前那片小广场,周围别墅全被炸毁。厨子老玛莎带我巡视整栋房子,眼前景象令人惊骇:窗子都成了大洞,雨飘进来打在钢琴上……我把从柯尼希斯瓦特带来的火鸡和葡萄酒放好,喝了点汤稍事休息,再搭火车去波茨坦。

波茨坦倒是很平静。厨子给我喝咖啡(路格·埃森留下来给职员的圣诞礼物)。虽然管家曾经对罗玛莉·舍恩贝格抱怨说,我们俩住在这里时,家里“简直跟美国西部一样闹哄哄的”,但看见我她似乎还是很高兴。

吃过晚餐,我只从行李中拿出一点东西就上床了,因为我觉得这次并不会住太久。深夜2点,警报开始响。波茨坦城里及附近射击声不断,因为家里只有我和女仆们,大家便乖乖到地窖里去躲避。我的神经衰弱显然没有改善,听见几枚炸弹咻咻飞进官邸附近,仍吓得直打哆嗦。每天晚上都得起床熬个几小时,也令人精疲力竭。

1月3日,星期一

准时九点到办公室。以前情报司有好几个办公地点,现在只剩下前波兰大使馆一栋建筑,司内工作等于停摆,每个人都想赶在下午4点离开,好在天黑空袭开始前赶回家。有些人每天得花好几个小时进城,其中一位秘书来回车程需七小时,所以等于只工作一小时。换作是我,根本不来了。

我们八个人在同一个房间内上班,那是前波兰大使利普斯基的更衣室,除了豪华的衣橱、镜子和美丽的地毯之外,实在不太适合当办公室。每个人的神经似乎都拉得很紧,前几天楼下两位秘书才打了一架。我发觉人们不堪其扰的脸孔比残破的街景更令人沮丧。肯定是大家夜夜失眠,没机会从极度疲劳里恢复过来的结果。

法官里克特急坏了;前两次空袭中有几枚炸弹落在韦尔德村里,而他的家人(太太和两个小孩,一个1岁,一个2岁)住的房子没有地窖。他即将前往意大利六周,与拉恩大使会合,我提议他带家人去跟塔蒂阿娜住。她现在收容了很多来自遭轰炸城市的难民,一定很乐意接纳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