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云麾勋章（交代材料之四）（第4/8页）

快乐？这些美国人可真能扯。中国人的抗战对来华助战的美国人来说，是一份国际义务、国家责任，更是一次深入东方神秘古国的猎奇和冒险。就像约翰先生，来到中国不过是走出实验室的一次田野考察。他们身在后方医院，又是在偏远古朴的云南，美丽宁静的滇池湖畔，本地土族像印第安人一样淳朴，男人脸上永远是憨厚可掬的笑脸，女人中还可见到裹小脚的老太太，像是另一个世界的孑遗物种。这些都让他们感到好奇和美。而昆明城里的姑娘却跟大上海的女子一样热情开放，更让他们快乐无比。她们中有从沦陷区逃难来的军官眷属、失业白领、富家子女，还有操一口牛津腔的新派大学女生，当然也不会缺少还能弹几曲中国古琴的青楼女子。美军俱乐部里夜夜笙歌，维利斯牌敞篷吉普车进进出出，湖水拍打着堤岸，滇池上空的一轮弯月勾勒出东方情调。他们身在异国他乡，享受的仍然是美国的生活方式，通心粉、火鸡、黄油、巧克力、咖啡、牛肉罐头等都通过驼峰航线从美国运来，美国人在这里没有不感到惬意舒适的。他们中一些生性好动的家伙甚至放弃吉普车，从黄包车夫手中抢过车把来，嘻嘻哈哈地拉着车夫或者穿旗袍的女士在坑洼不平的黄土小道上一路飞跑。这能不让人快乐吗？对于实力强盛的国家来说，战争不过是一场游戏。看到这些快乐的美国人，你不能不感到自己是另一个蛮荒星球上的人。而那些穿着草鞋走向战场、从死亡的边缘捡回一条命来的中国伤兵，他们的快乐就是自己还活着，哪怕已经缺胳膊少腿，或者有一张看着吓人的脸。

约翰博士似乎有足够的耐心，他像个唠叨的老年人，又像个慈祥的父亲——其实他大不了我几岁。他不断地说我是医院里所有美国人心目中的英雄，说我在战场上如何如何勇敢，有的军人在战场上被子弹穿了个窟窿，就会像一个被戳破了的充气娃娃；而我浑身破烂不堪，却依然是医院里最有风度气质的军官。说我一定是个贵族子弟，有教养、有礼貌、讲清洁，英文一流，还带着可贵的牛津腔；他们曾经猜测我可能毕业于牛津或剑桥，也可能毕业于西点军校，或者是两种大学的混合体。因为据他们所知，一个中国军官不可能像我这样有学识涵养，而一个投笔从戎的学生哥又不会像我这样有军人气质。还说我在女士们面前彬彬有礼，刚能下床走路身板就挺得笔直，尽管这会扯动伤口，谁都没有听到我叫唤一声；说我的眼神既充满善意又很敏锐，当它不小心落在珍妮小姐微微露出乳沟的胸脯上时，会很自觉地挪开——他怎么知道的？还说我有东方人的善良聪慧，又有西方人的仪态和直率。那一大通赞美，仿佛我是国军中的Model(楷模)。

但我就是不跟他啰嗦。

一天，约翰博士带来一个办公桌那样大的沙盘，说：“嗨，廖，我们来玩个儿时的游戏吧。”那个沙盘估计至少费了他一周的工夫，有一个城堡和城墙，上面有卫兵和一个贵族小姐。城堡下有护城河和一片开阔地，还有一个像巧克力糖人儿的持剑骑士。约翰先生说：“廖，你想怎样玩？”

我看着他那双恳求的眼睛，把那个巧克力骑士摁倒了，然后倒头就睡，不再理他。

第二天约翰博士又来了，还是那个沙盘，但城堡上换成了一个将军和卫士，城堡下的骑士身后仿佛有一个兵团的士兵。那个骑士的造型跟昨天的姿态又不一样，既有上马擒贼的气概，又有下马赋诗的优雅。

真是令我讨厌。我调转了那个娘娘腔骑士的方向，让他的马屁股冲着城堡上的将军。

冯特、巴甫洛夫、弗洛伊德、荣格、华生这些从约翰博士嘴里蹦出来的名字，有些人的书我读过，有些则只是听说过。比如说弗洛伊德和巴甫洛夫，上大学时我的先生们偶尔有提起过。记得是学贯中西的闻一多先生，他分析《诗经》时就提到了弗洛伊德，说《诗经》里的许多歌谣是在爱欲驱使下产生的，因此用弗洛伊德的观点看，可以说《诗经》是部“淫诗”，把听课的女生们都羞得脸红。当时我少年不识愁滋味，对西方的精神分析说也了解不深，听得似懂非懂。而一生勤奋的巴甫洛夫，我还记得他临终前对前去探访的人说的那句名言：“巴甫洛夫很忙，巴甫洛夫正忙着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