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师养成记（第4/5页）

司空炬曾向构菲提出过一种新的构想：跟脑外科手术配合，把电极直接插在人脑的神经元上，通过记录、分析人的脑电波来了解其内心世界。然而，就是这件事，直接导致了司空炬与构菲在学术道路上的分道扬镳。本来，构菲是非常赏识司空炬的，认为他在心理学研究上特别有天赋，但司空炬的建议，却把构菲彻底激怒了。他不能容忍用打开大脑这么直接、粗暴的方式来对待精神分析这么优雅的科学。

后来回想起构菲，司空炬眼前总会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先是老头子和善的笑容和镜片后面睿智的眼神，突然之间就变成了因愤怒而散乱的银发和歇斯底里的咆哮：“人的脑袋有22块骨头，其中8块大片骨头严丝合缝地组成了一个椭圆形的球体来保护大脑。这么精巧的结构，只有上帝才设计得出来，你竟然……”

记者们捞到了足够的料之后，在结束采访之前，总会提出那个最核心的问题：“对于即将到来的挑战，你有信心吗？”

“你说呢？”司空炬总是微笑着反问，“林那案件，你当然可以看作个例，看作偶然事件。我想说的是，偶然之后往往有必然。我毕业于巴黎笛卡尔大学，我的师祖是拉康，被称作法国的‘弗洛伊德’。笛卡尔大学是欧洲精神分析学的发源地，它的心理学学院，至少在欧洲算得上Top One。我在那里接受了最专业的心理学教育，拿到了临床心理学与病理学的博士学位。学成之后，我回国执业，治愈过近千名心理患者，执行过数百次催眠，几乎无一失手。所以，我想问你：你觉得我会输吗？”

成名之后，找司空炬的人多起来了，除了患者、记者，还有不少已在记忆里尘封的旧友、旧同事。这些人带着各式各样的目的出现，其中，在国内医学院读本科时的同学陈亦然诉求最直接，他是来向司空炬讨一个饭碗的。

司空炬从小县城的中学毕业，刚考进医学院时，对眼前崭新的世界既好奇，又带着几分怯生生的畏惧，跟睡在他上铺的陈亦然反差甚大。陈亦然算得上世家子，父母都是医学院的教授，他从小就在医学院的附属幼儿园、小学和中学读书，里面都是熟人。读本科时，好些老师都是他父母的同事或者学生，他也就直接称他们为叔叔或者阿姨而不是老师。在这种情况下，陈亦然做起事来，比如组织活动、拉赞助什么的，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说起话来，自然也是挥洒自如，有时也难免带点目空一切的神情。

虽然两人反差很大，但陈亦然对司空炬还是相当不错的。比如说周末经常带司空炬到家里改善伙食，平时宿舍里的同学要看个球赛什么的也都到他家，他父母很热情，又是让座又是倒茶，有时还要开上几瓶啤酒，这些都让当时非常自卑的司空炬很感动。也因为这个原因，陈亦然说话时那种略带种俯视的公子哥儿气，司空炬并不是特别在意。大学毕业后，陈亦然留在广州，进了一家生物计算机研究所，司空炬则回到蜀都，一边工作一边读硕士。在那个没有手机更没有QQ等社交软件，甚至连座机也很稀少的年代，两人渐渐就失联了。

这一次，陈亦然是在媒体上看到对“林那事件”的报道，打电话到报社要司空炬的联系方式未果，就直接坐火车到蜀都找上门来了。当小青前来通报，有一个叫陈亦然的他的大学同学要见他时，司空炬正在办公室里研究患者的资料，听说后立即让小青把人带进来。

出现在面前的陈亦然比二十多年前整整胖了一圈，那张胖圆脸上胡子拉碴，颇有些不修边幅，但司空炬还是一眼就认出他来了。

坐下来聊了一阵，司空炬就听出来了，陈亦然过得并不太好。在20世纪90年代的下海大潮中，陈亦然也留职停薪，后来跟人合伙开了个公司，做电子元器件贸易。几年之后，因为合伙人之间的矛盾公司倒闭了，他钱没赚到反而欠了一屁股债，又只好回去上班。没多久他对那种死寂的生活不耐烦了，加之跟领导关系不好，干脆彻底辞职，后来就不断地在一家又一家公司流浪。见到司空炬之前三个月，他还在一家研发可穿戴设备的创业公司搞技术，也还是时不时跟上司和同事发生点矛盾。更倒霉的是，这家公司因为产品不被市场接受，两轮融资的钱花完后没有找到新的风投，于前段时间倒闭了。他研发的技术没有市场，年龄又大了，几个月竟然都没能找到工作，不得已只好来投奔老同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