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章（第6/17页）

“州长先生：

“1849年我的孩子五岁时，我把他送进了苏黎世聋哑学校学习。过了几个月，苏黎世警察局向我母亲要他的护照。由于在我们本国从不查看婴孩和在学校读书的孩子的身份证，因此我的儿子没有单独的护照，只是附在我的护照上。苏黎世警察局不满意这解释。它要保证金。我的母亲为了免得孩子遭受苏黎世警察局这种莫须有的怀疑，被勒令出境，因此缴付了该款。

“1850年8月，我的母亲打算离开瑞士，要求发还保证金，但遭到苏黎世警察局的拒绝；它得确切知道孩子业已离境之后才予发还。我的母亲到达尼斯之后，便委托阿维陀尔先生23和舒尔特格斯先生24领取该款，同时提交了证件，说明我的被怀疑的六岁的儿子已在尼斯，不在苏黎世。苏黎世警察局仍不同意发还保证金，这时它要求的是另一种证明，即由此地警察局证明，我的儿子已‘正式获准在皮埃蒙特居住’。舒尔特格斯先生把这意见通知了阿维陀尔先生。

“看到这种在苏黎世警察局中发生的有趣的怪现象，我拒绝了阿维陀尔先生劝我提交新证件的建议，尽管他极其关切，愿意亲自为我领取。我不想满足苏黎世警察局的这个要求，因为它虽然权力极大，还是无力行使国际警察的职权，也因为它的要求不仅是对我的侮辱，也是对皮埃蒙特的侮辱。

“州长先生，撒丁政府是文明的、自由的政府。它怎能不允许一个六岁的、有病的孩子在皮埃蒙特居住呢？我确实不明白，对苏黎世警察局的这种要求该作何解释——是对我们的奇怪的捉弄，还是对保证金具有特殊的爱好？

“州长先生，我把这事提请您明断，并要求阁下，如再度拒绝，务请费心向我说明原由，因这事过于离奇，又涉及我的切身利益，我认为我没有义务不向全社会公布此事。

“我已再次写信请舒尔特格斯先生汇交此款，并可大胆向您保证，不论是我的母亲，是我，还是我被怀疑的孩子，在遭到警察局的一切刁难之后，都决不会再存丝毫重回苏黎世的奢望。在这方面已毫无危险可言。

1850年9月9日于尼斯”

不言而喻，这以后，苏黎世警察局尽管具有统治全世界的野心，还是发还了保证金……

……除了加入瑞士国籍，我不想在欧洲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取得国籍。主动归顺任何国王，作他的臣民，都是我所不乐意的。我离开一个坏老爷，不是为了投靠一个好老爷，而是要摆脱奴役地位，成为自由的耕耘者。因此只有两个国家供我选择：美国和瑞士。

我非常尊重美国，我相信它有远大的前途，知道它今天已比过去加倍接近欧洲，但是美国的生活令我厌恶。很可能，那些倔强的、粗犷的、严峻的气质在那儿形成另一种性格。美国还没有定型，还没有建成，工人和技术人员穿着日常的工作服，正在那儿扛木材，抬石块，有的锯，有的砍，有的钉，忙忙碌碌……为什么外国人要住进这幢还没建成的屋子呢？

除此以外，正如加里波第说的，美国是一个使人“忘记祖国的国家”，那么让那些对祖国失去了信心的人投奔那儿吧，他们应该离开自己的墓园。但是对我说来却正好相反，随着我对拉丁-日耳曼的欧洲失去一切希望，我对俄国的信心重又恢复了——当然，在尼古拉死前回国，那是荒谬的。

这样，我只剩了一条路：与海尔维第联盟25的自由人士联结在一起。

法齐在1849年已答应让我在日内瓦取得国籍，但一直拖延没办，也许他不愿由于我的入籍使他州内又多出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叫我厌恶。我不得不度过这一段困难时期，最后几堵墙壁已摇摇欲坠，随时可能倒在我的头上，危机一触即发……卡尔·福格特26建议我为加入国籍的事写信给尤·沙勒27，他当时是弗里堡州州长和当地激进派的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