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不要以言语代替行动。（第4/10页）

现代的药物治疗给了我希望，但是我同时也知道，要客观地面对现实，像我这种病，死亡率是很高的。很多人在同样的战争中收获甚微或者根本一无所获：在6到18周之内，多次手术引起的并发症使他们无法体面地生活，生活质量严重降低，然后就慢慢痛苦地死去。

一些朋友和家人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非常消极的。但是在我看来，这就是“勇敢地面对自己的缺点”和“直面困难和挑战”。我感觉我要好好想想如何在自己的行动和言语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

我的这种想法并没有使我丧失勇气，而是逼着我去考虑所有的可能性，专注于我需要做的事情上，而不是整天大胆地设想。对可能出现的后果产生的恐惧促使我理智地去面对手术并发症，坦然接受病情的恶化，提出有价值的问题，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这场抗争中要承担的责任，同时帮助我的家人以同样的心态面对我的病情。

我付诸行动了吗？当然。我坚持让医生用纱布填充我腹腔中的空洞，自己更换绷带。我要搞清楚自己每天都输入哪些药物。我尽可能地多读多学，这样我就能对所有的治疗做出自己的判断——绷带厚一点儿还是薄一点儿；这种药用多一点儿还是少一点儿，还是根本一点儿都不用。

为了使这场抗争更人性化一些，我给自己的所有伤口都命了名。那个裸露的伤口叫“布福德”，腹腔内积水区和髋部的刀口叫“布尔哈”。后来，我就把这整个病症都简称为“布福德”。如果我说“布福德”进化了，那么大家都明白，病情又恶化了。

当我最终可以开始吃饭的时候，我的食物每天送来时都是凉的。我并不只是抱怨一下就过去了，而是叫来了医院的餐厅经理，强烈要求其为我们所有病人提供更好的服务——最后他真的做到了。

当我的医疗团队对我说的话不屑一顾，或不肯听取我对治疗的建议时，我会语气坚定地提醒他们说，我也是这个团队的一分子。

采取行动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队友。在8月27日那天，克莉丝汀拿来了一条毛巾和一块香皂，鼓励我击退我最大的恐惧——洗澡。这是我25天以来第一次洗澡，因为一想起水流过那片裸露的伤口区会造成的疼痛，我就无比害怕。

我根本就抬不起胳膊，所以就站在那儿，让克莉丝汀用一块儿布轻轻地擦洗我的身体。“好了，抬起腿。”我想象着我们俩在生活中会对彼此说这句话的场景，但是绝对不是眼前这种时候。

洗完之后，她帮我擦干，帮我剥除腿部和脚踝上的死皮（水肿的结果），然后涂上润肤液，给我穿上干净的病号服。之后她在我手术后第一次爬上了我那小小的病床，我们相拥而卧。那是我一生中感到最安全最宽慰的时刻。

那天，是我们第十六个结婚纪念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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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基础训练当中，我的操练官问我是否有信心通过一次艰难的障碍练习。“但愿吧。”我说。

他冷笑着说道：“这样吧，你到一边儿去，一面‘但愿但愿’地空想，一面动动嘴空谈，然后告诉我，哪个管用。”

等到我自己操练士兵的时候，我换了一种更礼貌的方式来证明，行动的力量远大于语言的力量。我让士兵们用拇指和食指做出一个OK的手势，然后把手势中那个圆圈放在下巴上，但是有90%的士兵反而会把手放在脸颊上。

为什么？因为我在一边示范，一边解释的时候，是把手放在了脸颊上。

他们都在看我是怎么做的，而不是听我到底说了什么。人们通常都是这样。与所有人一样，我的生活中也处处都是行胜于言的事例——这是书本上根本就学不来的。

大约28年前，当我还在预备军官训练团的时候，有一位级别很高的老学员，他留着一头长发，整天穿着脏兮兮的军装。尽管他能力很强，但是在级别较低的同学当中仍然没有威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