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坎达帕里的末日（第6/9页）

这期间传来了爱因斯坦实施行动的消息。他按当初所说的计划行动，但失败了。爱因斯坦曾说过，部长宅邸的高墙对行动有利，因为它可以使躲在汽车里的爱因斯坦他们不被发现。但是他的调查并没有他在防区会议上吹嘘的那么彻底。高墙同时也使爱因斯坦无法看清部长宅邸的安全保卫措施。他原以为部长宅邸只有一名武装警卫守在门口。直到行动当天，离实施劫持计划不过几秒钟的时候，他才发现原来里面还有两名武装警卫。他马上决定取消整个行动计划，刚走进院子就立刻返回，从门口的警卫眼前跑过，钻进汽车。信号灯也对他们不利，但他们安排去阻止横向行驶的车辆的那个人倒是干得很漂亮，他慢步走到马路中央，戴上大号白色手套，指挥起了交通。先前有些人还以为这会是整个行动中最薄弱的环节。但事实证明，这是唯一发挥作用的环节。而且，正如爱因斯坦所说，几乎没被人察觉。

当他再次露面的时候，他说：“也许这是最好的结果。不然警察可能已经对我们下重手了。”

威利说：“你真是冷静，在最后关头取消了行动。要是我，可能会继续下去。我越是发现自己陷入困境，就越是会继续向前。”

爱因斯坦说：“每个计划都应该留有一点儿变通的余地。”

接下来的一次防区会议上，有一位革命委员会的高层领导出席。他六十多岁，比威利预计的要老得多。如此看来，那个夸夸其谈的疯子说自己参加革命有三十年了，也许并非全然信口开河。那位领导还有些纨绔气，身材高大修长，精心修剪过的银发闪闪发光。这也是威利所没有料到的。

爱因斯坦不再谈论自己那不得不放弃的计划，转而对这位领导说：“我们真的不应该再谈什么解放区了。我们对大学里的人说，树林是解放区，我们又对树林里的人说，大学是解放区。然后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些人碰到了一起。我们谁也骗不住了，而且会把我们想征募的那些人赶跑。”

那位领导大发雷霆，气得脸都扭曲了，说：“这些妄想质问我的人都是谁？我读过的那些书他们都读过吗？他们读得懂吗？他们懂马克思懂列宁吗？我可不是坎达帕里。那些人，我怎么说他们就会怎么做。我叫他们站他们就站，我叫他们坐他们就坐。我大老远赶来就是为了听这些昏话吗？我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危险来到这儿是想谈谈新战术的，结果却听到了这篇胡言乱语。”

他的愤怒——一个自行其是太久的人的愤怒——笼罩着会议接下来的部分，再没有人敢提出什么严肃的观点了。

爱因斯坦事后对威利说：“这个人让我觉得自己像个傻瓜。他让我们所有人都成了傻瓜。真难以想象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事情就是为了他这种人。”

威利一时忘形，流露出些许他那古老的伦敦大学式的机智，说：“或许他读过的那些大部头讲的都是本世纪的伟大统治者的故事。”

本该在这次会议上讨论的新战术成了由革命委员会直接下达的命令。今后，解放区将与外界隔绝并严加管控。解放区的人将只能知道革命运动想要他们知道的事情。周围的道路和桥梁都将被炸毁。没有电话，没有来自外界的报刊，没有电影，甚至没有电。并老调重弹，再次强调清理阶级敌人。由于封建地主早已逃之夭夭，这些村子里已经没有严格意义上的阶级敌人了，所以清理对象改成了那些富农。威利和基索碰到的那个革命疯子曾经说过，杀人哲学是他赠送给穷人们的革命礼物，是驱使他一个星期接着一个星期从一个村子走到另一个村子的伟大事业。与这种哲学类似的观念重又开始盛行，并被奉为圭臬。必须消灭阶级敌人——如今指的是地产稍多的农民——以对抗警方的镇压。部队的纪律必须加强，士兵必须互相举报。